在中国的职称评定体系里，编辑和记者根基上是平行且一一对应的：中级为编辑、记者;副高为主任编辑、主任记者;高级则为高级编辑、高级记者(出版社编辑称为编审)。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二者年夜有区别。比如说，你可能听说过很多名记者(简称名记)，但怕是连“名编辑”这个词都没听说过。看上去记者的社会地位似乎高于编辑。但反过来，你应该见过总编辑的名片头衔——这象征着这小我是那家媒体的高层人物——但你应该历来没见过总记者的名头吧。

这着实让我这个算是研究传播但历来没在报刊媒体里待过的人产生了琢磨一番的念头。名记者的称呼，似乎在暗示这样一个现象：记者是一种专业工种，所谓专业工种，就是这小我一旦被冠以“名”的前缀时，这人仅仅靠自己而无需靠工作平台便可以吃饭了。比如名传授、名医、名律师。而总编辑的称呼，则让我有一种“科层制权要体系”的感触感染，听着就和总司理差不多，与其说是一个专业工种，不如说是一个权力工种。在社会江湖里，相对记者而言，编辑也的确更需要工作平台。

当然，我其实不是想说编辑不是专业工种。这不是本文的主要意图。本文的主旨在于讨论这样一个话题：信息生产和信息接触，事实哪个更重要。

编辑其实很重要

从信息生产角度而言，记者比编辑做得更多一些(我只是在说角色的职能，实际情况下，很多新闻从业者记者编辑都干)。年夜部分记者都要原创写稿的，但年夜部分编辑根基做的事情是对文章进行质疑(要求作者修改)和润色(帮忙作者修改)。我把记者的原创写稿视为一种信息生产的原因在于，相对记者而言，编辑则更像是在做信息接触的事：比如说，这篇文章上头版，那篇文章在四版的下方，而别的一篇嘛，套红题目吧!编辑的这些决定，其实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影响着受众的信息接触。

编辑有很年夜一块工作应该是拟题目(记者也做，但相信做得相对不多)。我写专栏很多年，虽然对自己的文字还有几分自信，但对起题目这档事是完全没有感触感染。我颇有一些文章的题目事实上都是编辑给我拟定的。而在今天这个快速阅读时代，一个题目有多重要，相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很年夜的本土扮装品公司做公关，这家公司像很多本土企业一样，走的是“农村包抄城市”的道路，即从小城镇起步，再斟酌向年夜城市成长。运作十年后，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和自信将产品推进年夜城市。某杂志做了一篇对企业的专访，内容经我朋友审核过，自然是不太会晦气于这个企业的。但没想到的是，出刊后题目含有“三线之王”的字样(请原谅我的语焉不详，因为写清楚了这家企业是谁就很明显了)，着实让这家企业的老总很是不爽了一下。三线之王，说的就是三线城市的明星，感触感染上总不像是褒义词。而在长篇专访其实一般人都没兴趣从头到尾仔细阅读的时代布景下，这对品牌的形象，的确可以说是有伤害的。

传播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这个理论说的是媒体可以影响：1、年夜众对时下各类事情的重要度排序(what);2、年夜众对各类事情的思考逻辑(how)。议程设置理论来自于很严密的量化研究，它的重要性在于一举倾覆了过往的传媒效果有限(limited effect)的论断，开启了传媒强年夜效果论(powerful effect)的理论范式。但对一个媒体事实在哪个环节上做的议程设置，该理论并没有涉及。而在我看来，其实是编辑，而不是记者，才是议程设置的操刀人。因为无论是版面编排仍是题目拟定——这类通常意义上是编辑的事——决定了受众的信息接触。仔细想想吧，通常决定你采办一本杂志的因素是它的封面仍是因为细细读了其中一篇文章?

网络编辑依然很重要

在“网络编辑”这个工种呈现之前，编辑两个字年夜抵上仍是颇受人尊敬的，虽然其实不如记者那般风光。但到了门户时代兴起后，编辑两个字的含金量，不克不及不说，年夜年夜缩水了。

门户其实很少有信息是真正意义上来自自己的，特别是在中国，相关法令规定了商业门户只有新闻刊载权而没有新闻采访权。年夜批的网络编辑从事的说白了就是copy+paste的搬运工作——听上去一点手艺含量都没有。早些年我在一家财经垂直门户做编辑的时候，一天能措置近千篇文章的复制黏贴，无非就是手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