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初不创立迅雷，现在的邹胜龙是怎样的模样?

　　这家在下载市场有着绝对垄断地位、并一度被视为继百度、腾讯之后最有可能成为巨头的企业，迎来了它的第一个10年成人礼。下一个10年，拥有海量用户、但在商业上被束住手脚的迅雷，又该如何破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现实尴尬?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其掌门人邹胜龙，有着怎样的反思和感悟?

　　■文/(口述)邹胜龙，迅雷科技公司CEO

　　(整理)本刊记者鲁渝华

　　人生，没有边界

　　我常常问自己，如果当初不创立迅雷，现在的我是怎样的模样?时间往往经不起追问，2012年，迅雷正好10年，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或是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正智慧开启、思辨形成，他或许褪去了萌动期的青涩与无知，需要给自己一个可以预想的规划和未来。10年前，我三十而立，10年后，我已四十不惑。虽然时间的历练将自己蜕变为一个公司管理者，所谓的见识增多、视野渐宽，但心中之惑却与日俱增，未见消停。

　　我出生在安徽淮南，那是一个在典故中“淮南生橘，淮北生枳”的美丽之地。我的父亲是一名发明家，他和蔼而不善言辞，却在我眼中近乎“天才”。他拿过很多国际大奖，从一名普通工人进入中科大做空间站方面的研究，父亲的专研精神和执着意志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所以从骨子里，我流淌着务实的技术工作者的基因，经年过去，这种情结始终萦绕心间。

　　我的父亲后来在深圳科技园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我由此在深圳读完了高中。后来我以交换生的方式申请到了出国的机会，那时是1992年，我20岁。

　　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读完了本科，最开始念的是经济，后来转向了计算机。我一直认为只有技术才能改变世界，一度让我最欣赏的两家公司是微软[微博]和苹果。1997年年底，我在美国杜克大学拿到了计算机科学硕士的学位，也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小我3岁的技术天才程浩，日后他和我成为迅雷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坦陈地说，对于人生，一段时间内我并没有太长远的规划。1999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北卡找到一份软件工程师方面的工作，满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绿卡、按揭买房、买车之类的事情。

　　后来我应朋友之约到了硅谷，那里宜人的气候和柔软的加州阳光一下子吸引了我。这里很多人即使是“屌丝”，却都梦想着改变世界。我服务的第一家公司的隔壁，他们在二楼放置巨大的投影仪，把最近主推的关键词投放到路面上，而这往往引得路人不断驻足。这家很有创意的公司而后就是大名鼎鼎的google。

　　硅谷无疑是个创业天堂，几乎每个人都会倒腾几个小公司。在这里的华人留学生勤奋而专研，他们而后大多成为了国内互联网领域的佼佼者。比如徐勇，他曾经卖车给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得以认识，日后他成为了百度[微博]的联合创始人。还有李彦宏，他是我在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里认识的，比较少语的一个人，我们曾经在一个小饭馆里探讨怎样绕过门户网站直接向用户提供服务的商业模式问题。

　　我一度认为安心做个优秀的工程师便是人生的全部，但那些认识的朋友却陆续回国，他们在国内的巨大成功给当时胸无大志的我无疑是一种生动的刺激。于是在2003年初，我和程浩决定回国创业，并各自用5万块钱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那时对于创业充满忐忑和惴惴不安，嘴上对着投资人，用并不太专业的商业术语给风险投资机构画了一个“大饼”，说我们要做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数字发行的平台。心里暗想，拿到投资后，当公司做到一个亿的时候，可以被“大公司”联想收购该多好。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投资人的话，有人来给我讲故事“画大饼”的时候，我对他要做的这件事，也许并不会特别相信他的描绘。当然，我最需要看到的是他的精神和理想，我觉得我要投的这个人，是需要有理想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人生有时是没有边界、没有设计、没有预演的，如果投资人当初较真地拒绝了我们，反过来，是否还会有迅雷的存在?而有些“小我境界”的我是否已经放弃创业这条道路?假设终归只是假设。

　　理想主义的落地

　　和所有激情满怀的创业者一样，“理想”往往是创业者初期自欺的嘴上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