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帖》，东晋，王珣书，行书，纸本，全帖总计47字，长25.1cm，宽17.2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释文：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 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在 《晋书》中有一则这样的故事：一个叫王珣的人在梦中遇到一个神人，给了他一支很大的笔，那支笔的笔杆就有屋椽那么粗。醒来后，他自己感觉很惊奇，于是将这个梦讲给家人并说：“这个梦是预兆我一定要成为大作家。”果然不久，当时的皇上孝武帝死了，哀册之类的文件，全部由王珣负责起草。

其实王珣自己和《晋书》都没有将这个梦解释的对，时隔近1700年后，王珣的这个梦才真正的被解开谜底，原来神人梦中给王珣的这杆如椽大笔不是用来写文章的，而是用来写书法的！

2019年的9月17号，在国家博物馆“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中的一件展品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件展品的名称《伯远帖》。这是一件晋朝的书法作品，距今1600——1700年前，这件作品是目前几乎公认的唯一一件有明确书家落款的晋朝真迹书法作品，写这件作品的人不是外人，正是《晋书》中那位梦到神人授其如椽大笔的王珣。

国家博物馆“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观者如云。

当然，这也不是王珣《伯远帖》的第一次展出，至少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就有两次：

第一次：2002年底，上海博物馆为庆祝建馆五十周年而举办 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中有《伯远帖》展出。

第二次：2015年8月，北京故宫博物馆 “《石渠宝笈》特展”中有《伯远帖》展出。

《伯远帖》的每一次亮相展出，毫无例外的都引起书坛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不仅此次在国博的展览观众排长队以为一睹真容，实际上前两次的情况也差不多，这皆是因为贴在《伯远帖》上有太多值得关注的标签了！

唯一存世的晋朝有书家落款的书法真迹。

●明董其昌跋：“晋人真迹唯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也！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

●明代王肯堂跋文：“右晋尚书令谥献穆王元琳书。纸墨发光，笔法遒逸，古色照人，望而知为晋人手泽。“

●清代书法家安岐：“有自然沉着之气，非唐模双钩者。”

……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当代书画鉴定大家启功先生在《启功丛稿》中写到的：

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

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

这四句诗写的很明白，老爷子对《伯远帖》是上过手的，而且是将帖子靠近窗户，对着太阳光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双钩，是不是榻摹，在阳光底下，一切都得现了原形！最后启老爷子给了一个字——真！

乾隆皇帝最为珍爱的“三希堂”中的“唯一真希”。

《伯远帖》最早在北宋时曾入宣和内府，明代时为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所收藏，明朝末年归藏新安吴新宇处，其后又归吴廷收藏，清代则经安岐等人收藏，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伯远帖》最终收藏进清内府，乾隆皇帝珍爱异常！将此帖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王献之的 《中秋帖》一并收藏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并御笔题写“三希堂”之匾额以寓稀世之宝意。

但是“三希堂”中所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为唐代摹本，王献之的《中秋贴》为宋人米芾的临摹本，真正可以确定为真迹的只有王珣的《伯远帖》，所以说《伯远帖》是“三希堂”中的“唯一真希”。

王珣原来是书圣王羲之的侄子，王献之的堂兄弟。

书写《伯远帖》的王珣是何许人？

王珣（349年－400年6月24日），字元琳 ，小字法护 ，其祖父为东晋开朝的丞相王导，大书法家。衣冠南渡时，将钟繇的《宣示表》缝入袖中，誓言“贴在人在，贴亡人亡”，《阁帖》中有其作品；其父为中领军王洽，大书法家。与书圣王羲之为从兄弟，“尝与羲之变章草为今草，”王羲之曾有评价其书法云：“弟书遂不减吾。”他还有一位弟弟名叫王珉，其书法在当时更为世人所称道，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与王献之并称为大令与小令，”王僧虔《论书》更称王珉“笔力过于子敬”。其作品在《阁帖》上有数帖，可惜的没有真迹流传下来，否则估计就轮不到王珣这般风光了！

按辈分，王珣叫书圣王羲之为叔叔，与王献之是兄弟相称！由此可见，王珣是纯正的东晋王氏家族中人，书法能写这么好，绝对是有基因的，所谓与生俱来！

《寒切帖》王珉

《阁帖》中见王珉书法

国家拨专款，重金购回故宫收藏。

辛亥革命后，清朝终结，末代皇帝溥仪携大量的故宫文物出逃，“三希堂中”中的二希《伯远》、《中秋》也在其内。1937年，二希为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所得。此事为大藏家张伯驹先生所知，愿以高价收购此二希，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等，议价20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

不料当年夏天，卢沟桥事变，金融冻结，余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还。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葆昌已死，郭氏之子郭昭俊将此二希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待价而沽。这一转就到北京解放前夕，郭昭俊慌忙自中南银行将二希取出，携至台北，后又转居香港，将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眼看二希要流落海外。此事为国内所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最终以重金将这两件无价的希世国宝重新收回故宫博物院中。

“被”称为天下第四行书。

在百度上搜索“天下第四行书”，跳出的条目一定是《伯远帖》，实际这是现代人的排序观念所杜撰出来的，在古代是没有这样的排位的，在古代其实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天下三大行书的说法，就是《兰亭序》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说法也完全是近当代人的附会之说，《兰亭序》“天下第一”的最早文本是来自米芾为其自己收藏的褚遂良摹本《兰亭序》所写的题跋中有一句“天下法书第一”，后世大抵是根据这句话才衍生出第二、第三等，更到了现在，竟然有了天下十大行书的目录了。

当然《伯远帖》作为唯一被大多数专家确定为东晋名家的书法真迹，毫无疑问是完全可以同《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贴》等传世行书作品媲美的了！

据说在“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开展的前两天《伯远帖》还是可以开放拍照的，两天后，便单独给《伯远帖》拉上了警戒线，排队参观，并且规定每人限定三分钟，不准拍照。也就是在这仅有 的开放两天中，有很多人通过现代的高清相机拍摄了很多的《伯远帖》的高清局部，而正是根据这些从现场拍摄回来的高清局部照片，中央美院教授，书法史学者刘涛先生认为，《伯远帖》可能不是真迹。他举了帖中的几个例子。

·如“遠”字的橫捺显得软弱无力。

·“期”字右边的“月”，第二笔明显有错位接补的痕迹。且此处纸张并没有接补痕迹。

·这一行的“如”字，横划作一点被甩在外面，显得不太正常。

刘涛先生进而猜测，这件大概也是唐人摹本。可能原件本身就有残缺，所以摹写的人在工作时也有迟疑，才会出现上述反常的情况。

当然刘涛先生不是第一个对《伯远帖》提出质疑的人，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实际到现在为止真正质疑者也还是屈指可数，且也都是说是唐摹本，最早提出质疑者是明末清初时期《书画记》作者吴其贞，但经过当代一些书法学者考证，吴氏所记是伪本《伯远帖》，确系廓填，跟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伯远帖》不是一件东西，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个提出质疑的是堪称权威的日本编辑出版的《书道全集》，但是《书道》所提出的意见非常的简单而武断，其所言“存世二王墨迹概系钩摹而全无真迹”因而遽断《伯远》为榻摹。这样的质疑没有任何的学术意义与价值，所以也就不存在辩论的和研讨的意义与价值。我或以痴人之心来度日人之腹，日本人或是因为自己没有一件晋人真迹便也不愿承认在中国有一件晋人真迹了！

《伯远帖》最早见于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所著的《书史》，其中记录了《晋贤十四帖》卷中各帖的书写者：“第一帖张华真楷，钟法；次王濬；次王戎；次陆机；次郗鉴；次陆珫表，晋元帝批答；次谢安；次王衍；次右军；次谢万两帖；次王珣；次臣詹，晋武帝批答；次谢方回；次郗愔；次谢尚。”

1999年当代书学研究者穆棣先生发表《王珣〈伯远帖〉考》，他发现在《伯远帖》的末行“嶠”字的左边的空白处，依稀可见浅淡的半印痕迹，经细心辨认，确认是“殷浩”印之半。据此，他依据米芾的著录，他认为《伯远帖》就是《晋贤十四帖》卷中的王珣帖。

穆棣先生的考证和其结论是有图有真相，是学术的，也是目前为大家所公认和接受的观点，这就好比温庭筠的词句：

照花前后镜，

花面交相映。

此际，我把自日本东京神田旧书市场淘回的《故宫的至宝》打开，翻至《伯远帖》一页，摊放到临窗的书案上，冬日的暖阳照耀其上，光辉灿烂！便悠远陶然的想着，当年的乾隆帝在他的养心殿西暖阁内，冬日里，也该是这般对着暖阳来展抚《伯远帖》的吧！平人与皇帝之于艺术之乐亦是可以如此同享了！

其实我之于《伯远帖》真可谓是叶公好龙！2002年在上海展，我没去，说是嫌远。15年又今年，都在北京展，我还是没去，我嫌人多眼杂……

董其昌见到《伯远帖》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

我之于《伯远帖》，见于不见，无关幸与不幸！

《伯远帖》之于我，见与不见，则是如了《心经》中所言：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