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明的“四洋”：北洋、南洋、东洋、西洋

一般来说，洋指的是自然地理中海洋，如世界四大洋；另外，在福建广东一带，洋也用来指近海的海湾，如“零丁洋”，文天祥留下名篇的地方。

然而，在历史上，我们会经常遇到四个以方位命名的“四洋”——北洋、南洋、东洋、西洋。近代名人辜鸿铭以“四洋”概括一生：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

海南文昌：下南洋带来的“骑楼”

这里的洋，既有自然地理的海洋因素影响，但又一定程度脱离前者，成为文化意义上的“洋”。更多的时候，它们指的是通过跨海可抵达的地区。中国历来以内陆农耕文化为纲，将大陆以外的区域视为“海外”“外洋”。

随着视野的不断拓宽，我们对外来事物的描述也经历了微妙变化：中古为胡、近古为番、近代为洋。

以舶来品为例，汉唐及以前称“胡”，如胡椒、胡桃，宋明称“番”，如番薯、番茄，清以来又称“洋”，如洋火、洋车、洋房。

中国以自己为中心视角，制造了东洋、西洋这两个名词；与此类似，欧洲人以自己为视角，产生了近东、中东、远东。

|东洋、西洋、北洋、南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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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一词产生于宋

《西山杂记》记载：五代时泉州蒲有良到占城，出任西洋转运使。元代文献中西洋，专指印度南部沿海地区，汪大渊《岛夷志略》多处提到“西洋”，《异域志》则有专门“西洋”词条。明朝继承了前朝概念，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指婆罗洲、马六甲及其以西的沿海各国。

再到更晚，随着欧美列强与中国交流增多，“西洋”成为对西方各国的泛称。

舞台剧《郑和下西洋》

东洋产生于元代

东洋，相对于西洋而论。元大德年间的《南海志》有“东洋”初步划分，指中国东南的沿海及东南亚群岛国家。明朝早期沿袭元朝划分方式。张燮著《东西洋考》以今文莱为分界，将吕宋、苏禄、猫里务、美洛居等组成的区域划为东洋，与北方的东番（今台湾岛）相邻。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与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

日本海沿岸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这里的东洋，是广义的大东洋，辜鸿铭“婚在东洋”中，是更狭义的东洋，特指日本，系近代以来形成的概念。日本海，也被称为“小东洋”，相对于大东洋——太平洋而言。日本文献里，东洋不仅指日本和日本海，更包括了东亚诸国及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东南亚地区。

日本富士山

北洋和南洋

北洋和南洋，狭义指的是北部和南部海洋疆域。

北洋指的是今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渤海岛黄海一带；南洋指的是南部海疆。如，晚清设立北洋、福建、南洋水师，大致划分了各自管辖范围。三大水师中，北洋水师最为壮大。晚清重臣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负责洋务运动，并以天津为活动中开展政治、军事、商业、教育活动。以李鸿章为领袖，形成了晚清的重要臣僚派系，称为北洋派。北洋这个IP，还衍生出“北洋政府”“北洋军阀”等子品牌。

|明代代以来的“南洋”|

广义的南洋与西洋、东洋相对，是明朝以来对南海附近东南亚诸国，包括马来群岛、新加坡、印尼、菲律宾，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中国大陆以南领土。“下南洋”是明清以来著名的移民、开拓活动，今天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多数是下南洋中国人的后裔。

东洋、西洋、北洋、南洋——跟自然地理的四大洋或五大洋不同，这里“四洋”指的不再单纯是海域，而是中国为中心视角下，产生的人文地理名词

东南亚地区是众多华人们的“第二故乡”，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有着剪不断的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华人华侨成为了国际世界最为特殊的存在，他们带着中华血脉辗转于海外，中华文化因为这数不胜数的华人们，散播到世界各处角落，东方世界因此从遥远神秘到近在咫尺，引领一代代外国冒险者前来向往的人间天堂——中国。

在唐代，“万邦来朝”成为平常，当时的人们带着唐帝国的从容自信往来海陆，将唐人的自信风范带向世界。

在明代，“郑和下西洋”更将中国文化直接输出到各个国家，宣威海外，普及南洋，为中国历代所不能及。

当番域众国在羡艳中国地大物博的同时，中国也深入地了解了他们，因为中国的强盛繁荣，随着中国国际化领头羊地位的加深，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也得以了解众多的海外奇闻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

正是源于这样的背景，当富饶的中国转身进入循环性的连年战火，百姓流离失所之际，生活实在难以维持之下，他们将生死之道放眼于毗邻的众国，那时距离并不遥远的的南洋，就成为了许多逃亡的中国人的归属之地，于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历史中盘丝结网，我们一衣带水，我们血脉相近，更甚者，我们的文明都极为相似。

关于南洋的历史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就记述过西南夷駹、冉、徙、邛、僰氏、昆明、滇、越等十国之事，虽然当时的西南诸国并不相当于现在的东南亚，但是就现在越南人自称自己是“百越后裔”来看，东南亚与当时的西南地区关系非常紧密。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了汉代商人进行的海上贸易曾经遍布南海诸国与整个印度洋。早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时候，中国与缅甸、越南等国就已出现贸易往来，在西汉末年，因为王莽篡汉，一些学者，官员等数千人逃亡越南。西汉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集算的上最早的有记载的历史了。

在南北朝时期，五胡祸乱中原地区，更多中原人士纷纷移居东南亚地区。唐朝后期，又因黄巢起兵袭击广州地区，广州地区战火纷起，广州人争相逃亡东南亚。宋末，蒙古铁骑南下征伐，灭掉南宋之后，宋朝一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此地。

在中华历史的零星片段中，我们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早已经纷繁往复，而中国开启真真正正的“下南洋”之路的时间是在明清至，这一时间里中国国内的大背景愈加复杂，随着与海外的交集越来越多，一些摩擦生起，战乱也不可避免。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战乱都使普通的百姓受到不小的影响，于是逃亡的百姓与落难的贵族都相继逃到海外，由于东南亚与中国在地域上的相近，东南亚成为了中国人的最合适的迁徙目的地与避难的一片净土。

而中国人这种迁徙活动在历史上被称为“下南洋”。“下南洋”也成为中国最特殊的一段过往。

虽然“下南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但究其特征和展开的庞大还是指明朝至这个时期。

“下南洋”的主要移民为广东人和福建人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首先，称东南亚为“南洋”，是明、清时期的一个普遍称呼。在这个称呼下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以中国为中心去定义周边各国的。因为在当时中国还是强势所在，当局统治者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南洋”主要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等地。包括的国家主要就是现今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在十五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已经出现了华人聚居区。明中后期，政府多次颁布了海禁政策，但是由于海外贸易的繁盛，前往东南亚的人口依旧有增无减。后来因为明末清初，汉族人民的抗清运动十分活跃，大量的难民和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以及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和不愿卑躬屈膝的明朝遗民大量逃往东南亚，所以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

明朝危难之际，身为高、雷、廉三洲总兵的陈上川和副将陈安平等带领兵士家眷三千余人和战船五十余艘移民至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这个地方因此被称为“明乡”。

明朝被颠覆后，永历帝被迫流亡到缅甸，那时仍有跟随他的一众官员兵将亲属，他们一部分逃往到暹罗，另一部分安置在缅甸的边远地区。据说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大部分都是这些官兵的后代。

虽然在这时有很多人因为不堪战乱分批逃往东南亚，但是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作出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的人占69.95％，那时更多的人们在家乡实在生活不下去，才会拼尽全力寻一条路，他们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他们仍抱含赤子之心前往那南洋找寻逆风翻盘的机会。他们渴望一个公平而纯净的土壤让他们扎根，并且能够努力向上，支撑起他们白手起家的梦想，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家人拼得一个安宁祥和的生活环境。

欧洲在中国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已经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工业时代，开启了殖民征途。在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了南洋之后，加紧了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加速整片南洋开发进程，他们企图将远东地区纳入整个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在建设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十分惊人。

然而非洲的黑奴贸易在18-19世纪之交这个阶段就已经衰落，西方殖民者就将目光转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南洋各个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来此就业的华工，更是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

据记载当时的马来西亚联邦中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的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提供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

这样的政策给予了下南洋的中国人民足够多的吸引力，本身在中国的强权压制下就生存困难的人们，看到了生存的希望，许多人们带着妻儿一起南下务工，有的甚至抛妻弃子带着满腔翻滚的热血就独自踏上前往南洋的航船。

不论怎样，在这之前大多数中国人民还是自愿赴身前往东南亚，但在此之后中国的国家主权一度受到威胁，清政府占领中原大地并且建立之后的二百多年间，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中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些朝代一样强硬的，以主宰般的之态睥睨世界，晚清之时，帝国强权的侵袭、清政府的软弱应对，都使得这个国家飘摇在凄风苦雨之中。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去往东南亚的华工被称为“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

据《晚清史》记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道光皇帝继位的前后阶段，所谓的“大清帝国”已然是倾颓之势，苛捐杂税，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十分严重，贵族地主一手遮天，而百姓只能被压迫被欺辱，“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

战争后的割地赔款每一项都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清政府被迫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中就有允许列强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并且要签订契约的条款。

这些帝国主义相继在东南沿海设立招工公所诱骗贫民签订契约，因此许许多多的人民成为了所谓的“猪仔”。他们欺骗、绑架华工偷渡至东南亚，克扣他们的工资作为出洋费用。近代出洋华工几乎与当年“三角贸易”时被贩卖的黑奴浑无区别，那些帝国殖民者用他们一贯的奸诈嘴脸打着文明的旗号，施最野蛮的贩卖行为。

《广东华侨史话》记载：

“那时从香港乘船到旧金山，要一个多月，这样长时间的折磨，往往100个人中，有时竟死去三四十个人。有一次船到旧金山港口，船员打开舱盖，突然一股臭气从舱底直冲上来，七八个满脸血污的华工，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已经腐烂。”

如果现在再去想象，可能我们真的都难以相信，这样残忍的事情曾经真真正正的发生在我们的前人身上，国家的悲哀，民族的屈辱，莫过如此。

历史之所以称为历史，不过是告诉人们经历过的已经成为过往，我们无力再改变，不论中华民族过往是繁盛还是屈辱，那些历史被我们印记、谈起，但是终究无法改变。

在成立之后，贩卖“猪仔”的情形逐渐势微，自由移民兴起，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发展势态良好，很多人通过亲眷关系前往东南亚发展。当一大批华人涌入东南亚之后，确确实实对东南亚地区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小的影响。

许多华人在东南亚进行商业贸易，利用中国人民最为聪敏的头脑，把当地的原生产品销售到中国，从中国带去最精美的物品销售到东南亚地区，因为华侨商人的从商活动，东南亚与中国的贸易网络从古至今一直繁盛。

除却从商的一部分华人，还有大部分人从事手工业活动，去往东南亚的华人几乎遍布各个行业，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工矿业领域也是由于华人的辛勤开采，造成了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世界总产的一大半。

很多的华人华侨凭借努力改变了原本在东南亚地位低下的局面，他们不仅在各个领域都更有发言权，而且对于东南亚一些王室贵族来说他们都是智慧与能力的存在。他们靠着中国人的敏慧立足于东南亚，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远在千里之外的祖国，那是养育他们的母亲，与他们有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

于是在近代，当祖国深受灾祸笼罩在黑暗之下时，他们没有坐视不管，他们在东南亚依然伸出双手，为祖国母亲破开那让人颤栗的梦魇，为中国带来久违的一丝温暖。

在今天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公园内，矗立了一座碑身高9米、碑座高3米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它建于1989年，记录了抗日战争中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3200名华侨青年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的故事。

在这场援战中曾有1000多名侨胞为祖国母亲献出了自己最鲜活的生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华侨与国民共同抛洒热血的这壮丽山河得以保全延续千年的身躯，在战火纷飞后重新站起。

在海南文昌曾有120万的文昌华侨下南洋，即便如今并不熟悉文昌的人也知道，海南文昌被称为“侨乡”，120万文昌华侨的足迹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

文昌人说过，翻开文昌的历史，几乎每一页上都有华侨的影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央视电视剧《宋耀如·父亲》中的主人公宋耀如，因为他的下南洋历程，才得以使以宋氏三姐妹为核心的整个宋氏家族对中国近代的影响超过一个世纪之久。

因为各种原因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努力在陌生的土壤上落地生根，随着历史的发展，华人的不懈努力，他们在东南亚诸国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们在改变东南亚的同时，东南亚也改变了他们的家族命运。

在中国与东南亚剪不断的这千百年的历史上，中华文化也逐步的渗入这片地区，在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文学、宗教等方面都对东南亚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例如越南的行政制度中，国土的行政划分、科举制度、推崇儒学等都与中国的文化密切相关。

在建筑上，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城市与王宫都能看到中式的建筑风格。更甚于者，东南亚大多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汉语借词。诸如此类种种，都代表了中国华人移民与东南亚这个地区的融合。

就现在而言，我们谈起东南亚也必定会谈起东南亚的华人们，他们虽然已经在海外生活历经数代，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大地的“乡土”情结毫不弱化。

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华人华侨他们仍旧会说汉语，他们过着和中国一样的节日，到了特定的日子他们还会回乡祭祖寻找归属。值得骄傲的是华人华侨“下南洋”的迁移活动，不仅增强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友邻关系，也为整个世界的文化交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不同的文化，在一个个历史契机当中碰撞迸发出人类社会中最鲜活的力量。

在新的世纪中，中国人“下南洋”的脚步仍在继续，他们怀着与祖先相同的心情离开自己的家乡求学、务工、做生意，只为追寻心中的梦想。

“下南洋”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与“闯关东”、“走西口”并称的三大移民潮，与前两者相比，“下南洋”的人民是前往海外，“闯关东”、“走西口”带来更多的是中华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交融，可是“下南洋”的格局更加宽广，整个东南亚在中华文化的浸润下，更像是一衣带水的亲眷关系，不管在哪个方面都能寻到蛛丝马迹。

中国与东南亚剪不清的人文情缘在现代社会应该作为共同促进亚洲文化走向世界的动力，而不是亚洲各国争抢文化源头的矛盾。

参考文献：

《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 、《汉书·地理志》班固 、《晚清史》、《广东华侨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