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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简介(麦克·卢汉)

发布时间:2022-05-16 11:17:03   作者:一夜奈良山   来源:网友上传   我要投稿

1、人物简介

 

麦克卢汉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文学学者,媒介环境学的开山祖师。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被誉为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圣人”、“先驱”和“先知”。他是20世纪名副其实的传播学大师,是最富有原创性的传播学理论家。我们现在常把“地球村”这个说法挂在嘴边,但出处未必知晓,“始作俑者”就是麦克卢汉。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他对电子时代和赛博空间的预言一个个变成了现实。

麦克卢汉1911年出生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他于1933年在加拿大曼尼托巴(Manitoba)大学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1934年在同一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不久到剑桥大学留学,继续文学方面的研究;1942年获得剑桥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其间出过许多巨著,在社会上有莫大的影响。于1980年圣诞除夕去世。

麦克卢汉一生勤于学问,拿了5个学位,完成了几次重大的学术转向:工科——文学——哲学——文学批评——社会批评——大众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终于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思想家之—。麦克卢汉的著作如天书,文字诡谲俏皮书信则明白如话。

学者们早已习惯他的经典理论,即“讯息论”、“延伸论”、“冷热论”。

2、学术论断

 

媒介即是讯息

过去,人们把媒介看成是一种运载物质或信息的工具,媒介本身并不重要,它并不能决定或改变它所运载的东西。但麦氏看到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

媒介是人的延伸

这是麦氏理解媒介根本的出发点,也是他超出所有理论家的独到之处。在麦氏的思想视野中,媒介不是冷冰冰的外在化的存在,媒介就是人的身体、精神的延伸。媒介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重建了人的感觉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

冷媒介与热媒介

媒介有冷热之分,热媒介传递的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无需更多感官和联想就能理解;冷媒介相反,信息含量少,但需多种感官联想配合理解。

麦氏对媒介的理解大胆又独特,他把媒介分为“冷媒介”和“热媒介”。手写稿、电话、电视、口语被他划分为冷媒介,因为清晰度低;而拼音文字、印刷品、广播、电影等等则被看成是热媒介,因为清晰度高。显然,这里的“清晰度”并不是指图像的可视感觉,而是指这种媒介传载信息的准确度和可把握的较多的含义。热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也就是使媒介处于充满数据的状态。麦氏的这种划分有他个人偏好,也有他所处的时代局限。例如,把电视划为冷媒介就有待商榷,他那个时代电视还不是十分普及,电视技术也远不如现在先进。在今天看来,电视就未必可以说是冷媒介。最可惜的是麦氏这本书未能论述到电脑和互联网,他所处的时代电脑和互联网都还未出现。现在看来,电脑和互联网作为媒介,对当代人类生活的改变显然是前所未有的,这需要新时代的麦克卢汉加以阐释。

地球村预言

麦氏指出,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和图片组成的普普通通的信息流,重组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麦氏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意识到这个时代变革的本质,新媒介使革命成为常态。200年前,摧毁旧的是思想和理论,而如今,改变生活条件和基本态度的,就是包装了的信息。麦氏指出,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和图片组成的普普通通的信息流,重组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无论我们是抱着抗争还是接受的态度。麦氏提醒人们应该知道世界上一切文化的变化影响,既看到其革命性的积极效果,也看到由此引发的危机,并且努力寻求解决的方案。

麦克卢汉对现代传播媒介的分析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20世纪,当然也包括21世纪生活的观念特别是当代青年人的观念,他所预言的地球村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麦克卢汉看来,“地球村”的主要含义不是指发达的传媒使地球变小了,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交通工具的发达曾经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都市化,人与人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断,由直接的、口语化的交往变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的交往。而电子媒介又实施着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消解城市的集权,使人在交往方式上重新回到个人对个人的交往。“城市不复存在,惟有作为吸引游客的文化幽灵。任何公路边的小饭店加上它的电视、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和纽约巴黎一样,具有天下在此的国际性。”麦克卢汉时间和空间的区别变得多余。这种新兴的感知模式将人类带入了一种极其融洽的环境之中,消除了地域的界限,文化的差异,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体系正在建立,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环球村即将产生。事实上,这种环球村已经产生。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是全球化理论的萌芽,对后来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思想特点

 

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著作作为一位文学学者,麦克卢汉以诗人的想象力来探索语言的极限,而不是接受那些现成的教条。诗歌艺术为文化定位和感觉意识提供了新的视角。麦克卢汉欣赏诗歌语言的艺术特征,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可以看到诗歌的影响。麦克卢汉认为在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我们如果不想成为文盲的话,或者在“媒介本身直接影响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意识的情况下”不成为被动的受害者的话,我们就必须采取艺术家的态度。“艺术家的头脑在大家都认可的文化中对现实扭曲的暴露总是最敏感和最机智。”(Mcluhan,Nov,1955:109—110)

在《理解媒介》这本书里,他又一次强调他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观点:“严肃的艺术家是仅有的能够在遭遇新技术时不会受到伤害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认识感觉变化方面的专家。”(1964:18)

1964年,麦克卢汉出版了他的《理解媒介》,在该书的第一章第一段里,麦克卢汉这样写道:“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就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吃惊。”(1964:7)麦克卢汉的“媒介就是讯息”之所以令世人震惊,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媒介本身的观察和研究。

麦克卢汉在对传播的研究中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试图从艺术的角度来解释媒体本身,而不是用实证的方式来得出结论。在这种艺术的探索中,麦克卢汉得出了那个后来震惊世人的结论:“媒介就是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用艺术的方式进行探索,就意味着放弃逻辑推理式的话语,就是说放弃因为、所以那类的推断。麦克卢汉说:“我不解释,我探索。”(Stearm,1967:xiii)当他说他探索的时候,他指的是他喜欢发现和辨识、用双关语等类似的技巧,而不是利用逻辑分析和实证测试等学院派的传统做法。

麦克卢汉的文学背景,他在学术上的艺术尝试,传统社会科学界对媒介本身研究的忽略,这三者结合在一起,说明了“媒介就是讯息”这一警句的出现以及它为何震动了传播学界。然而,这也意味着麦克卢汉的理论在他毕生工作的学术圈里要遭到冷遇。

尽管在北美,麦克卢汉在严肃的学术界倍受冷落,但在中国,麦克卢汉在传播学界却是享有盛名。翻开几乎任何一本传播学教科书,都能看到作者拿出专门的章节介绍麦克卢汉的理论。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传播学者对麦克卢汉特别感兴趣呢?

这要从麦克卢汉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实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理解。麦克卢汉的观点从纯学术方法上难以理解,但从文学艺术角度就容易理解。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展较晚,研究者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中文系出身。相同的文学背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麦克卢汉艺术化的表达方式。第二,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新闻受文学的影响很深。这从我们各家媒介里充满了中文系毕业的记者编辑中便可见一斑。前些年各种报告文学、大特写的风行是另一种证明。各种文学化、艺术化的方法常常被用来增强这些作品的感染力。第三,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是以新闻学为主,侧重于实际的应用和宣传。可以说没有什么实证的传统(近几年情况有所改观),因而不像西方的学者那样非要用实验来检验麦克卢汉的理论后才肯信服。这些原因造成了麦克卢汉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风行。

4、人物影响

 

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上世纪90年代重新被传播和科技界认作“IT时代的先知”,麦克卢汉对当代社会传媒影响来自于他的高人一等的批判性和预见性。尽管麦克卢汉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深刻的传播理论家,但是他以众多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在现在看来依然入木三分的流行文化批评,在他去世20多年后,重新赢得公众和学术界的瞩目。在麦克卢汉在世的时候,没人比他更准确地描述这个刺激兴奋而又眼花缭乱的新时代;在他去世后,没人比麦克卢汉更适合于充当这个由互联网和24小时不间断电视新闻网构成的新世界的预言者。

最常用的很多描述网络或者信息时代的词语,居然是来自一个没有在互联网时代生活的麦克卢汉。在50年前,麦克卢汉就先知般地认为,媒介技术的很多意外生成的副产品,都可能促使把世界改造成一个城市,“这个星球已经结成一个城市”,这被公认为是“地球村”这个概念的最早的雏形。麦克卢汉在分析1950年的信息渠道时又说道,“思想的高速公路在当代人的头脑里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他这个论述,直接影响到后来人们常用的“信息高速公路”一词的产生。还有,有些当下流行的口语,都是由麦克卢汉开始。比方,这个“酷”(cool),正是由于麦克卢汉的使用而广泛普及的。

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转型时刻,电视革命、青年革命、文化解放都使那个年代不安。麦克卢汉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思考,在有生之年先是突然获得了爆炸性的成功,但是当他在1980年去世时,只有很少的媒体刊登了悼词,他代表着一个被遗忘的时代。但多年之后,他又重新占据了我们的头脑,人们谈论麦克卢汉,以显示自己未被时代抛弃。

5、人物评价

 

麦克卢汉

对麦克卢汉及其主要观点的评判:

1、麦克卢汉的出现仿佛天外来者,其刚出现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在“麦克卢汉热”期间,几乎所有的美国新闻与传播系的学生都曾经读过或打算阅读他的相关著作;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期间,他是其中重要顾问之一。但在他死后却又很冷漠的对待他及他的观点著作。

2、麦氏著作很难理解,这是他死后遭受冷遇的重要原因之一。

3、他在演讲和著作中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做法遭到众多批评。

4、他在言论上的神谕性和论述上的极端性也是公认的缺点。

从长远和客观的角度看,麦氏在传播研究上是个有贡献并且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对现代传播媒介的分析深刻的改变了人们对20世纪生活的观念,特别是当代青年人的观念。他同英尼斯一样的技术决定论思想固然错误,但他着眼于传播科技的历史影响的研究至少是对长期局限于媒介内容的短期效果研究的一种补充和丰富;他对传播科技本身的形式的发明或进步便是改革的动力和不靠“内容”而起作用的论述,是对以往那种媒介不起作用、只有内容才起作用认识的一种修订和完善。他预言的地球已成为小小的“地球村”的浪漫情境,不仅让当代人兴奋不已,而其着实成了当代科技工作者奋斗的目标。

《理解媒介》业已进入经典的学术殿堂。麦克卢汉早已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家。1964年,这本书横空出世。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是讯息”,“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媒介使人自恋和麻木”,“我们正在回到重新部落化的世界”,“西方文明的整个观念是从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印刷术、广播、电影是“热”的,口语、手稿、电话、电视是“冷”的……有人说,这些观点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既使人半信半疑,又令人心驰神往。既使人震惊迷惑,又令人耳目一新。40年前,世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别若天壤。

褒之者宣告他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1964年12月28日的《国家》杂志,把麦克卢汉列为风云人物;1965年的《读者指南》列出四篇有关他的文章,分别刊载于《评论》、《纽约客》和《哈泼斯》。一时间,“麦克卢汉热”风靡美国,他的著作也成为畅销书。1966年至1967年,这“热”潮达到顶峰,美国最著名的几十种报刊如《幸福》、《新闻周刊》、《生活》、《老爷》、《全国评论》、《党派评论》、《纽约客》、《新墨西哥季刊》、《周末评论》、《花花公子》等,都刊登了有关麦氏的文章。

贬之者骂他是“通俗文化的江湖术士”、“电视机上的教师爷”、“攻击理性的暴君”、“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巫师”、“波普思想的高级祭司,在历史决定论的祭坛前为半拉子艺术家做黑弥撒的教士”。攻击他“出尽风头,自我陶醉,赶时髦,追风潮,迎合新潮。可是他错了”。宣判他的文字“刻意反逻辑、巡回论证、同义反复、绝对、滥用格言、荒谬绝伦”。

扑面而来的数字时代、网络生活、虚拟现实、赛博空间,使一切攻击不攻自破。信息高速公路证明,他是对的!20世纪90年代初,吹响网络时代号角的《在线》杂志,从创刊号起,就在刊头上把麦克卢汉供奉为“先师圣人”。“在线”一族供奉他为祖师爷和开山祖,虽然他并不懂技术。

40年前,麦克卢汉像是一个“幽灵”,一个独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他独自孵化出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媒介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他潜心研究传播、电脑等电子技术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他成为新技术媒介的教师爷,又是技术革命的传教士。40年后,他播下的种子长成了信息网络、虚拟现实。

世界范围的麦克卢汉热,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时间不长。麦克卢汉热,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受到冷落的麦克卢汉,终于在数字时代复活了(可惜,我们无缘再聆听他的滔滔雄辩,他去世于1980年)。这是理性的回归,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是公正的,在学术殿堂里给他留下了神圣的一席。学界是清醒的,纠正了过去对他的误读。

这一次的热,可以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书目为证。这个书店可供出售的有关麦克卢汉的著作和他本人的著作一共有28种。与此相反,托夫勒、奈斯比特、亨廷顿、福柯、赛义德这些在中国红得不能再红的大牌人物,不是只有寥寥几种,就是根本没有一席之地。

6、主要著作

 

《理解媒介》

1951年《机器新娘》

1962年《古登堡群英》

1964年《理解媒介》

1969年《媒介即讯息》

7、经典语录

 

媒介即技术,可以是人的任何延伸。

媒介即讯息。媒介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

电光的讯息是固有的、弥散的、非集中化的,消除了人际组合里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电能打破了事物的序列,它使事物疏忽而来,转瞬即去。

站在与任何结构或媒介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可以看清其原理和力的轮廓。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要在于避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媒介的魔力在与人们接触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施放出来一样。

文字环境把加纳土著拽出集体的部落社会,使他们搁浅在个体孤立的沙滩上。我们在新鲜的电子世界中的麻木状态,与土著人被卷入我们的文字和机械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麻木状态,实际上是一样的。

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吸引看门狗的注意。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

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只有能泰然自若地对待技术的人,才是严肃的艺术家,因为他在觉察感知的变化方面够得上专家。

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是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

一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与其最终呈现的形式截然相反,这是一条古老的原理。

机械形式转向瞬息碗里的电力形式,这种加速度使外向爆炸逆转为内向爆炸(reverseplosionintoimplosion)。

任何媒介或结构都存在博尔丁所谓的“断裂界限”,即一个系统在此突变为另一个系统的界限,或者说,系统在动态过程中经过这一点后就不再逆转。

自我截除是中枢神经系统解压的直接手段,自我截除不容许自我认识(Self-amputationforbidsself-recognition)。

电力技术到来以后,在人的身体之外延伸出(或者说在体外建立了)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

如果要使用技术,人就必然要为技术服务,必然要把自己的延伸当做神祇或小型的宗教来信奉。

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和暴露以后,我们必须使其麻木,否则我们就必死无疑。因此,这个焦虑和电子媒介的时代有是无意识和冷漠的时代。然而,除此之外,这个时代显然又是认识到无意识的时代。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战略上变得麻木起来,有意识知觉和秩序的任务就迁移到人的物质生活里去了。

在电子时代,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

媒介(即人的延伸)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这些媒介的杂交和化合,提供了一个注意其结构成分和性质的特别有利的机会。

重视口头文化者,其内心世界的情绪错综复杂。讲究实际的西方人,为了效率和实用,其内心的复杂情绪早已销蚀殆尽,收到压抑了。

电光的讯息是全盘的变迁。电光是纯粹的信息,限制其转换功能和传递信息功能的内容,是不存在的。电光的威力,可以转换它渗进和接触的一切时间、空间、工作和社会。除了电光之外,一切媒介都成双结对。

媒介作为我们感知的延伸,必然要形成新的比率。不但各种感知会形成新的比率,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形成新的比率。

两种媒介杂交或交会的时刻,是可以发现真相和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而产生新的媒介形式,因为两种媒介的相似性是我们停留在两种媒介的边界上。这是我们从自恋和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媒介交会的时刻,是我们从平常的恍惚和麻木状态中获得自由解放的时刻,这种恍惚麻木状态是感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所谓“机械化”是将自然加以转换,将我们的品性加以转换,将其改变为放大的形式和专门化的形式。

言语是人最早的技术,借此技术人可以用欲擒故纵的办法来把握环境。语词是一种信息检索系统,它可以用高速度覆盖整个环境和经验。语词是复杂的比喻系统和符号系统,它们把经验转化成言语说明的、外化的感觉。借助语词把直接的感觉经验转换成有声的语言符号,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刻召唤和找回整个的世界。

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人文领域,凡是能把握自己行为的含义,凡是能把握当代新知识含义的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家是具有整体意识的人(Theartististhemanofintegralawareness.)。艺术家在意识过程尚未在新技术的打击下麻木之前,就能矫正各种感知的比率。他能抢在麻木、潜意识摸索和潜意识反应出现之前,去矫正感知的比率。

技术产生一种迫使人需要它的威力,但是这一威力并不能摆脱技术而独立存在,技术是人体和感官的延伸。

一旦拱手将自己的感官和神经系统交给别人,让人家操纵-------而这些人又想靠租借我们的眼睛、耳朵和神经从中渔利,我们实际上就没有留下任何权利了。将我们的眼睛、耳朵和神经租借给商业公司,就像是将公众的言论交付给私营公司,就像是把地球的大气送给一家公司作为垄断的商品。

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空荡的广场,孤独的雕像,远处开过的轿车闪着灯是唯一的人类行迹,全球多家媒体安插在基辅独立广场的摄像头,让许多“观众”能收看到乌克兰战况的实时直播。镜头里的战时状态似乎和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太一样,现代城市设施仍在运转,萧索比轰炸更像常态,人们百无聊赖,在影像边的交流框聊起了天。观看网络直播,是如今人们了解这场冲突的方式之一。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认为,观看他人的痛苦与旁观别国的灾难是典型的现代经验。依托于现代传播技术的发明和应有,我们对苦难跨时空的观看才得以可能。战争场面有时引发我们深切具身之痛,有时只是电视里的刺激声响、短视频中的猎奇景观、评论区中自作聪明的空话和笑话。桑塔格写下战争摄影的两难伦理:当我们观看他人苦难,感受到自己的恻隐之心时,似乎也撇清了与痛苦施加者的关系,痛苦的画面转而成为我们的安慰剂。此外,战场残酷画面激起人们的愤怒、恐惧、同情,但又勾连隐秘的沉溺与满足,围观客与窥视欲阴魂不散,如同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痴迷东方凌迟受刑者的痛苦照片,他把画面摆上书桌,日日观看,坦言“我对这种痛苦形象的痴迷从来停止过,既陶醉又难以忍受”。

对的观看是不是一种与的同谋?桑塔格对战争摄影的叩问,放在今日新兴媒介的浪潮里仍未等到一个答案,甚至更难以尝试回答。从电视机在西方家庭普及,到短视频与网络直播占领我们的闲暇,六十余年里人们借助不同的传播载体观看战场,倘若传播学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所言属实,媒介如何影响战争的呈现?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场景,是激起同情还是满足私欲?观看是否注定只是虚伪的关切,是面对他者苦难时的无所作为?

电视里的越战与伊拉克战争:灾难影像越具体,观看者越共情?

越战被人称为“第一次电视战争”,在它发生的20世纪60年代,电视机进入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客厅,逐渐占据人们的闲暇生活。《合众存异 : 美国人的历史》一书中记载,1960年,10户美国家庭中有接近9户至少拥有1台电视机,而1台电视机每天的平均播放时间超过5小时。电视的普及让越战信息的传播不仅局限于收音机的声响与报纸上的静态摄影,动态具体的战争影像开始被每家每户接收观看。

美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需要对电视上的越战报道加以限制,其中包括不能出现血腥的战场交锋与美军大量伤亡场景,大多数战争报道止于官方声明与有趣的士兵私事,即使是播放战斗场面,也聚焦单方士兵的休息与进攻,几乎看不到两军交战与开火。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常会打电话给广播公司表达对战争报道的意见,督促媒体进行更积极的宣传。

广泛影响公众态度的战时报道出现在196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记者莫利·赛弗拍摄了海军陆战队进入越南一个名为 Cam Ne的小村庄,美军用打火机点燃茅草,烧毁整个村庄,塞弗描述这次军事行动伴随着妇女与儿童的哭嚎,“这次战斗打伤了3名妇女,打死了一名婴儿,打伤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掳走了4名老人。”第二天,总统约翰逊打电话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问,“你们是想弄死我吗?”(Are you trying to me?)然而,这次报道让CBS收视率猛增,其他家广播公司也开始更加关注越战新闻。至关重要的战争报道发生在1968年,电视里播放了西贡街头两军交火的场景,战争残酷程度震惊美国观众,反战情绪被推向高潮,国内民众的压力加上各方势力的推动,使美国最终撤出越南战场。

电视画面催发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这是否意味着越具体的战场呈现越能激起观看者的共情?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Three Guineas》一书中认为,当我们看到战争中血淋淋的灾难时,反战情绪也会随之而至,这些战争画面推动人们为实现和平而努力。越战三十年后,战场的呈现从记者现场抓取的模糊黑白录像——它们先被运输至东京,经历几天处理后才能发送至美国播放——进化到全球无延时高清实况直播。伍尔夫的预言实现了吗?如今我们更能体会他人的痛楚与苦难了吗?

海湾战争是历史上第一次被卫星直播的战争,战争的全部画面被CNN垄断,在全球播放,到“911”与伊拉克战争时,人们面对电视直播的灾难场面逐渐习以为常。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研究发现,观众对持续不断的死亡场景从共情滑向熟视无睹,过度饱和的灾难图景变得像是滚动播放的电视剧,重度电视观众更有可能支持海湾战争,观众对电视播放的战场画面印象越深刻,就越对战争背后的原因和后果缺乏了解。

扑面而来的暴力图像不仅催生冷漠,电视可以随时切换频道的特性也让人丧失耐心。战争场景在电视上同唱歌、情景喜剧、综艺节目混杂在信息流之中,灾难与日常生活并置,都成为了茶余饭后的乐趣与刺激。观众面对漫长的、无事发生的场景时,还会隐秘地期待灾难奇观的出现,恐怖画面成为视觉消费的对象。2019年,恐怖分子闯入新西兰两座清真寺发动恐袭,凶手刻意拍下富有仪式感的行凶过程,直播视频在网络上疯狂扩散,甚至被制作成网络迷因。德国《汉堡早报》为抵制人们对这一暴力场景的过度消费,选择将全黑画面作为配图并注明,“想要让他打造的残暴景观被世人传播,但我们这里不会给他任何传播影像的空间。”

电视能轻而易举随时换台也意味着,人们在面对他者苦难时有权选择不去看它,关掉电视——无论是缺少残酷感到无聊时,还是过于残酷引发不适时。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里记录了一位萨拉热窝妇女的一段话,“一九九一年十月,塞尔维亚人入侵克罗地亚,那时我住在平静的萨拉热窝,有一套舒适的公寓。我还记得,晚间新闻播出两百里外的武科瓦尔被摧毁的画面,我当时就暗想:‘啊,多可怕。’然后转台。你说,如果法国、意大利或德国有人日复一日在晚间新闻里看到发生在我们这里的,说一句‘啊,多可怕’,然后转台,我怎能愤慨呢?这是人之常情。”

监视器与短视频里的俄乌战争:窥私欲、假信息与具体的人

曾经的战争呈现是媒体对关键场面的选择性转播与直播,现今,人们了解战场的方式则是观看未经加工的全天候直播。俄乌战争期间,不仅全球媒体早早在战争现场安插了摄像头,乌克兰的监控系统也成为直播工具,人们破解城市的监控摄像头,公开IP地址,观看它们记录的画面,其中一些监控直播还被上传到YouTube。摄像头呈现冰冷的上帝视角,画面里是街区与楼房的分布、遮挡物与路障,城市里跑动和躲避的人,全景俯视一览无余。在直播画面旁的聊天框里,不时还会出现在此处作战该如何排兵布阵的讨论,如同战争游戏里的一副全貌地图,他人的苦难近在咫尺,他人的苦难也远在天际。

这样的监控式直播满足了观者的好奇心,也迎合了窥私欲。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控制不住打开直播的欲望,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街道上在发生什么,他承认这让他产生了偷窥的乐趣。乌克兰的监控画面大多数时候是空无一人的城市,一旦有路人经过,甚至车辆移动时,侧边评论区就明显活跃起来,围观网友甚至会对被拍者的外貌与状态评头论足。摄像头直播还透露出了分明的权力差序,被拍摄者意识不到摄像头的存在,全然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正被全世界观众观看,观看者在安全舒服的环境里,观察人们在不安全环境里真实的焦虑与不安。

德勒兹曾在20世纪90年代挑战了福柯的全景监狱式的规训理论,认为当下我们处在“控制社会”,个体不再是完整的肉身,而成为数据、符号与样本,汇聚在信息流中被分析。他的预言和福柯的理论在战争直播里同时实现——街道四处安插的摄像头平日收集上传巨量数据,在战争时期又可以成为全景监狱式的观看窗口,满足全球旁观者的窥私欲。

网络直播之外,无法忽视的还有短视频中的战争呈现。平台的流量鼓励催生了短视频平台假消息频出。美国媒体VOX的一则报道中列举了TikTok平台上伪造的俄乌战争相关短视频:来自乌克兰的240多个视频都使用了同一段叫声、枪战声和空袭警报声配音;一段 2020年贝鲁特爆炸视频在短短12小时内被观看了超过600万次;有人声称自己在乌克兰并呼吁捐款,实际上视频是在英国拍摄的。

大量的虚假短视频干扰了我们获取关于这场冲突的真实信息,而由普通人拍摄的短视频也记录下了不一样的战争画面——不同于电视里的海湾战争灾难奇观,也不同于基辅监控系统下的冷漠凝视,短视频拍与被拍者之间的平等互动,让视频里的人不再只是被凝视的客体。抖音博主去基辅换钞商店排队,和队伍里的同学打招呼,拍下他们互相调侃说每天排队时长加起来可以走回国。一个乌克兰留学生吐槽“来留学没想到碰到这档子事”,他到已经没有顾客了的乌克兰超市囤积“战备物资”,“大米29格里,薯片打折拿两包,关注局势不能没有瓜子拿两包。”最后结账时,他拍摄坐着百无聊赖的乌克兰收银员,两人对望几眼,都笑了。还有人拍下乌克兰东部当地生活现状,当地自来水停止供应,邻居提着水桶到很远的地方打水,拍摄者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已经三天没洗澡,要被女朋友嫌弃,评论区有许多网友留言祝他平安,还有人安慰“女朋友只会佩服你的生存能力”。战争在短视频里具体了起来,是囤积的大米还剩多少,是睡前希望明天有热水洗澡,也是突然响起又结束的防空警报。因为记录的是最熟悉的身边人,被拍摄者同镜头的互动展现着人们真实的担忧、对未来的不安,面对巨变与困局时的幽默和自嘲,观者与在场者有了相互联结的实感。

短视频里具体的人性与善意的祝福,似乎动摇了景观社会的诅咒,在灾难影像里建立同他国与他人的联结是有可能的吗?桑塔格曾在《论摄影》一书中批评媒体里泛滥的残酷影像,在那时,她认为照片制造了多少同情,也会使多少同情萎靡。二十多年后,她逐一推翻了当时的观点:战争影像不必然是空妄的景观,也不止制造虚伪的悲悯之情,影像邀请我们检视掌权者们对残酷战争提出的辩解借口,反省自身安乐与他人痛苦的关系:“我们的安稳与他人的痛苦为何同处一个世界?它们之间是否有所关系?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当这样的思索发生,当意识到我们的好生活与他人的苦难互相关联,对战争的观看就有超越虚伪关切的可能。

参考文献:

《关于他人的痛苦》 苏珊·桑塔格 上海译文出版社

《论摄影》 苏珊·桑塔格 上海译文出版社

“赛博时代的恐怖主义:符号、影像与游戏” 端传媒

The Gulf War: A Study of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Knowledge. Justin Lewis, Sut Jhally and Michael Morgan.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id the news media, led by Walter Cronkite, lose the war in Vietnam?.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national/did-the-news-media-led-by-walter-cronkite-lose-the-war-in-vietnam/2018/05/25/a5b3e098-495e-11e8-827e-190efaf1f1ee_story.html。

War TikTok is a mess. Vox. https://www.vox/the-goods/22955429/russia-ukraine-tiktok-disinformation-fake

I Can't Stop Watching a Livestream of Kyiv.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technology/archive/2022/02/ukraine-russia-conflict-livestream/62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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