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2日，银监会、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出台文件，分别从绩效考评、业务及设置月末存款偏离率指标三方面对商业银行存款“冲时点”行为加以约束，以维护健康金融秩序，缓解月末、季末存款等的大幅波动，促进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然而，这一监管政策虽然遏制了银行月末“冲时点”的揽存行为，却也造成了银行存款总额出现近几年的首次流失。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末16家上市银行存款总额合计为75.61万亿元，比半年报的77.13万亿元减少了1.52万亿元，降幅达1.97%。16家上市银行中，有13家银行第三季度存款出现了负增长，而去年同一时间段，仅2家银行同样遭遇负增长。分析称，存款偏离度指标的设置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存款偏离度监管和贷存比监管政策，国内市场非议很多。我们的调查显示，不少银行业人士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以银行的融资产品为例，大量的所谓创新业务把银行资金转移到表外，整体来看，不论是表内存款还是银行理财，资金都是在银行，对整体资金面并无干扰。而且银行理财实际是市场化的存款，如果监管层允许存款利率浮动范围扩大，银行就会直接给出高息从而也就无需通过理财产品这一曲折途径吸收存款，存款统计也就不会有大的波动，银行也就可以省下设计无数款理财产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银行存款月末月初的大幅波动更多地反映出存款统计口径存在问题，央行传统的存款统计口径已经跟不上巿场的变化，需要作出改变。此外，对规模较小的银行来说，存款波动很大是正常现象，但“一刀切”的存款偏离度考核指标却让小银行苦不堪言，势必迫使银行创造一些应对的招术以规避监管，这在增加成本的同时，也提升了风险。以此来看，虽然央行通过设置指标限制获得了存款稳定增长的统计数据，但却给银行造成增加了成本、提高了风险。

类似的监管政策还有很多，如贷款额度控制。不少银行内人士表示，由于这一政策的存在，银行无法通过表内发放贷款，便利用银信合作规避政策监管。这导致信托疯狂增长、理财繁荣的现象，从而也就产生了理财信托刚性兑付问题。随着监管层对银行理财规模的限制措施出台，银行便通过各种通道，如证券、保险、各种子公司等，将贷款变为同业投资，实现业务扩张。而银行为规避监管政策而做出的种种“创新”已经将贷款业务包装得十分复杂，基础资产如融资是一级，资管计划是二级，资管计划受益权是三级，受益权的回购或远期转让是四级。而层层的包装也叠加了众多风险，包括法律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并且每一次包装都将使法律关系又复杂了一层。虽然风险资产权重因为抽屉协议变成了25%但实际上是100%，本来风险资产应由存款对应，结果却变成了同业负债支撑。这实质上造成了存贷比名存实亡、资本严重不足、贷款准备金严重不足，虽然表面上这几个数字都很好看。

贷款受托支付也是一例。据介绍，银行为了遵守受托支付规定，只好逼企业做假贸易合同，银行基层员工承担了见证假合同的道德风险，而银行则承担了被查被罚的合规风险，客户则必须找个信得过的公司过账。此外，贷款不能借新还旧政策也是一例。这种政策对于资金雄厚的大公司来说并不是多大问题，通过预留一笔大额资金，不断在各个银行周转，从而可以轻松获得贷款。但对资金实力较差的中小企业，则只能通过向中介借一笔过桥资金在贷款年审时先还款，才能获得贷款。而这短期借款费用年率高达20%以上。这种扭曲政策不仅造成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还不时制造出资金链断裂引发的案件。

虽然监管部门不断出台政策，但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以及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仍然在不断扩大和上升，这将在未来酝酿金融风险。在我们看来，中国版的次贷危机可能正在酝酿。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产品衍生太多，杠杆率太高导致风险上升；但中国是另外一种情况—金融监管政策衍生太多，导致“政策衍生风险”。要纠正这些问题，应当对畸形的银行监管政策进行改革，而且要尽快进行。

综上，监管部门不断出台政策并没有起到缩小影子银行规模、降低不良贷款的目的，也没有明显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反而造成银行的种种扭曲行为，导致“政策衍生风险”。对这种畸形的银行监管政策应当迅速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