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六国，中国版图开始形成，而其时潮地尚为蛮夷。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平定岭南，始于揭阳岭置戍所。汉高祖三年（前204），南海尉赵佗并象郡、桂林郡，称南越王，始于潮地置揭阳令。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平定南越，置揭阳县，潮地才立行政区划由中央正式管辖。但比起中原，潮地尚属边远落后，直到唐代（618—907），潮州仍为朝廷用来安置贬谪朝官的惩戒之所，以至元和十四年（819）韩愈（618—907）贬潮路上即有绝望之感，嘱咐其侄孙湘“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载《昌黎文录辑校》第59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至潮后见到的是“颺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载雍正《潮州府志》“艺文”）

但“人间正道是沧桑”。地处“瘴江”与“涨海”，正是使潮州改变落后，成为“岭海名邦”的有利条件。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港泊优越；韩、榕贯其腹，水网密布。自古以来，尤其是在缺乏汽车的古代，缺乏飞机的近代，潮州具备无可比拟的水上交通优势。雍正《潮州府志》总纂、漳州蓝鼎元是这样评述的：

“潮郡东南皆海也。左控闽、漳，右临惠、广，壮全潮之形势，为两省之屏藩，浩浩乎大观也哉。春秋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水花鸟，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崖山、高雷、琼崖，三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航；葛啰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茫茫大海，无樊蓠之限。（蓝鼎元：《潮州海防图说》，载《蓝鼎元论潮文集》，海天出版社，1993年7月）

蓝氏此刻划甚为清晰，一幅“潮州航运图”跃然纸上。

当代有句时髦语，叫“路通财道”。潮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环境，而使之虽迟开发，但却最早从农耕文化向海洋文化转变，摆脱自给自足传统经济的束缚，不断步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中，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点，成为岭南重镇、岭海名邦。

一、潮港宜泊，是优良的海运中转站

绵长的海岸线和岛岸线（据黄挺、杜经国《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以现潮汕地区地域计，海岸线长278公里，岛岸线长124公里。载《潮学研究（1）》，1994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有优越的港口资源，如当今的南澳港、汕头港、柘林港等使潮地很早就被选为海运的泊船之处。早在西汉，司马迁《史记》便记载：“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二十五史》第一册第26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黄挺教授认为：“东越的兵船停泊（于潮地）的地点，虽难确切考证，但约略不离韩江、榕江两江口，因非泊于此难以解决八千大军的饮水问题。韩江东溪下洲龟山西汉遗址的发现，当可与文献相印证。（黄挺、杜经国《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潮学研究（1）》第53页）

《史记》的记载，仅提及潮地沿海有优越的停泊条件，而《隋书·陈棱传》则涉及海上商贸往来。陈棱“（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即六年、610年）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即潮州）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舡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云云。（《二十五史》第三册第112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黄挺教授认为：《陈棱传》下文，又载流求人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云云，可推知彼时常有发自义安的商船往流求贸易。而陈棱发东阳（今浙江金华）兵，不自就近的温州或福州、泉州的港口出，必抵义安后方击流求，或即由于义安人习熟此航道的缘故。（黄挺、杜经国《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潮学研究（1）第54页》）

据黄挺教授考证：“有唐一代，未见有关本区（潮州）海交及港口的记载。北宋以来，本区发展很快，人文日渐郁盛，海上交通的兴旺遂成自然的趋势，见于古籍记录与考古发现的港口众多。如宋代的潮州港、南澳港、凤岭港、鮀浦港、揭阳港、辟望港。”（黄挺、杜经国《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载《潮学研究(1)》第54页）《宋史》已有潮州港的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海，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二十五史》第六册第140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明代，饶平柘林不但是重要的军港，而且是商船停泊之地。“嘉靖时，番船已经常往来，知暹罗与潮人之移殖交流，由来久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3）饶平大尖峰下云，柘林澳在其南，暹罗、日本及海寇皆泊舟于此。”“柘林造船业亦盛。”（饶宗颐《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载《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