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百年之间,在西泠印社的文化脉络上,我们足以发现它今天所具有的开放大视野,其实是自吴昌硕始——他1913年在孤山脚下的植竹种梅,投身金石,实则是胸怀天下.

执掌西泠之前回了一趟安吉老家

拜访吴超先生的这一日,正是立秋. 辗转找到他在上海的居所,发现门早已是虚掩以待,按了一下门铃,62岁的老先生便从里屋迎了出来:"一路辛苦,还好找吧?来,喝口茶."

故事里吴昌硕永远和蔼可亲的形象,似乎突然就落在面前."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吴家祖祖辈辈都很重视礼化教育有关."吴超说.

而在1913年,当吴昌硕成为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时,他亦将这份亲睦变成了西泠印社的传统.

吴超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但他和家人依然会经常回安吉,回曾祖父出生的鄣吴村.

"那是一种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感觉,踏上那里的土地,呼吸那里的空气,看到那里的山水,心里就会生出‘啊,这就是故乡’的感受.那里有吴家的根."

吴超最近一次回到安吉县,是在曾祖父生日的正日子,2014年8月1日,安吉吴昌硕纪念馆的新馆落成了.

吴超的父亲吴长邺8岁的时候,吴昌硕就去世了,作为曾孙,他没能与曾祖父有过一言半语的交谈,到底是人生憾事.

好在吴长邺是吴昌硕最疼爱的小孙子,而吴超的祖父也一直与他住在一起.从祖父和父亲那里,吴超听过许多关于曾祖父的故事,这些故事犹如时浓时淡的墨线,在吴超心中慢慢勾勒出了曾祖父的形象.

吴超说,曾祖父的一生,几乎都身处社会的沉浮中.

吴村村中大部分人都姓吴,概因南宋初年,江苏淮安望族吴谨为避战祸,携家眷随高宗南渡,途经此处,见此地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便定居下来.在吴氏族人的细心经营下,鄣吴村声望日增,清末民初,民间更有歌谣流传:"小小孝丰县城,大大鄣吴村."

然而,这份安详的繁荣却在太平天国运动时被打破了.1860年,太平军与清军战于浙西,战火纷飞中,民不聊生.

"曾祖父曾不止一次说起,那时村里有4000余人,但逃出来的只有25人."吴超说,曾祖父其实特别怀念在鄣吴村的时日,在辗转于江、浙、沪的日子里,每每念及家乡,他就会写诗、刻印.像"归仁里民"、"半日村"这样的印,都是为家乡而刻.

后来,吴昌硕移居上海,想要回一次故乡就变得十分不易,"先要坐船去湖州,再转小船到梅溪,下了船之后还要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但即使是这样,在他50多岁的时候,还是回了一趟家乡."

这一趟,正是他执掌西泠印社之前.群山中的家园与后来的传统艺术,其中,有冥冥的共性.

募集8000银元　赎回"三老碑"

1913年的中国,留洋学生归国后,带来了国外文化艺术的新潮,而上一个时代的遗老遗少,则宁愿用固步自封的方式,不分优劣地保持传统.

"曾祖父留给我们‘学无止尽’的教导."吴超说,这是曾祖父留给他最大的遗产."他教训子孙,任何时候不可狂妄自大.因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所以不可荒废学业.而他也非常喜欢勤学上进的年轻人.王个簃、沙孟海他们都是因为这样才与曾祖父投缘,做他的弟子."

"学无止尽",当然也是吴昌硕对自己的要求,在外来文化形态的冲击下,他更愿意用一种开放的姿态去面对.

"曾祖父有一幅牡丹,他在画的时候,使用的应该是洋颜料.因为,牡丹的颜色很厚,看起来就像是油画那样堆上去的.这其实就是曾祖父对于外国绘画技法的一种探索.他不会因为是西洋的东西,就拒之门外.他会去尝试实践,然后比较.最终他得出的结论还是中华文化更胜一筹,所以他的作品到最后也还是以中国的东西为主."

吴超说,年轻的时候看曾祖父的作品,觉得他用笔爽利,但现在再看,就会明白他的每一笔其实都是有根有底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尝试比较,吴昌硕深谙传统文化对中国的意义.

1921年,吴昌硕掌舵西泠印社8年之后,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如今,步入西泠印社,可以看到其镇社之宝——《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简称《三老碑》),这块石碑是经吴昌硕带动和影响成功赎回的.

就在这块被誉为"浙东第一石"的珍贵文物《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将要被一个旅沪日侨买下运往日本去时,知悉此事的吴昌硕,当即邀集友人,写启事,发文告,搞义卖.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募集八千银元,赎回石碑.

为了这块石碑的长久保存,吴昌硕和社员在西泠印社的空隙地带,建了"汉三老石室".

吴超感慨,年纪轻的时候是很容易接受西洋文化的,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人都是会自然而然回到他自己的文化里去.就像我们总会眷恋故乡,也总说叶落归根.世上没有无根之木,亦没有无源之水.文化也好,艺术也罢,只要能寻到这条根,那就一定是有生命力的.

生活在"洋火"的时代把诗书画印做成显学

动荡的时代,人有很多选择,也可以说毫无选择.

在上海,吴昌硕身边的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按照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的说法——有一批人是完全忠于清政府的.他们痛恨新文化运动,痛斥白话文,排斥所有西洋的东西,在1910年后的一段时期,甚至对钢笔都口诛笔伐.

"但在当时,上海的市民阶层的生活,已经因为"洋火"、"洋灯"、"改良旗袍"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完全的守旧已经不再可能.所以吴昌硕选择了一种开放的坚守姿态,其内容还是国粹,但他采用了契合时代的形式.而正是这种姿态,影响了张宗祥、沙孟海等人.那是在一个旧时代终结与新时启的时期,而在这样的时期,能将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继承和发扬到这种程度的,可以说吴昌硕是旷古烁今的唯一一人."

这种兼容并蓄的胸怀,也让吴昌硕的"诗书画印"有着卓越成就:"在那个时期,大家耳熟能详的艺术大师不少,任伯年、赵之谦、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等……但你倘若在近代排十大画家、十大书法家、十大篆刻家,能够在这三个排行中都出现的,恐怕就只有吴昌硕一人."陈振濂说.

同样,在士大夫的矜持之外,吴昌硕会及时介入社会,抢救汉三老石碑是其一.到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吴昌硕还在上海发动了募捐.除此之外,吴昌硕兴办学校,参加画会.吴昌硕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合力发扬传统文化."在西洋文明全面占领我们的生活时,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被吴昌硕做成了一门显学."陈振濂说.

吴昌硕曾说,"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汉章与夫吉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多益善."

吴昌硕在那个时代所展现的大视野,也是最令陈振濂感到敬佩的."当时西泠印社的社员中,就已经有日本人、韩国人了.而吴昌硕本人也为波士顿图书馆提写过匾额.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坚船利炮让很多人对洋人怀有敌意.但吴昌硕不同,他用艺术积极地面对世界.虽然没有像徐悲鸿、李叔同那样有过留洋经历,但这种接纳世界的胸襟是令人意外的."

回头来看,西泠印社也因吴昌硕而被赋予了这样的基因:不保守、不封闭、不愚昧,但拿出来的又是中国最好的东西.这或许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解读吴昌硕的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