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带来了什么？

该人士认为，自1999、2000年后，国内商学院教育进入一个转折点，来自民营企业的学员大幅增多。而长江，既借这股趋势而后来居上，也是这股趋势的推动力量。“总的看来，它对国内商学院教育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带来了不一样的声音。”

在上面提到的《数字商业时代》的报道里，一位一直关注长江中欧两所商学院的观察者说：

“长江商学院因为开始就完全市场化，他们需要借助营销传播并塑造品牌，但他们的营销意识非常好，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中欧商学院属于比较含蓄的类型，在营销意识和费用支出上，长江商学院肯定略胜一筹。”

长江在营销上的进取、与本土市场共融共生的气质，与其创始院长项兵有密切关系。项兵一度在商学院圈子里有“IBM”的绰号，即International Big Mouth，被部分人评价为“忽悠型”。他提出的“从月球看地球”、“以全球应对全球”、“大风流创新”等概念莫不张显其视野开阔、但稍显空洞的特点。他甚至将自己的高尔夫球挥杆法命名为“人杆合一的道教式打法”，颇让人有点无语。

“如果不是项兵开启或纵容长江的娱乐气质，如果长江不免费放入那么些市长官员、娱乐明星以吸引大款，长江本来可没有疑议地成为国内最厉害的商学院。”

就市场竞争力而言，北大、清华、复旦等商学院受高校本身的体制束缚较多，它们跟中欧、长江的市场竞争力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在中欧与长江之间，该人士评价，中欧由于官方合作办校，官僚与国企色彩较重，像“老人执政”，校长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在治理与执行力上是低效的；而长江，有钱，非常明确自己定位，也有自成一套的治理与文化体系，机制灵活（据说长江教授之所以能拿比中欧高的工资，一个因素是可以通过李嘉诚基金会在香港避税）、执行高效、生机勃勃，在文化、治理与执行力上都强于中欧，但偏偏在将学校“娱乐化”方面失了分，美誉度不高。

“今年是长江十年。我敢肯定，如果长江想收获下一个十年，这个校长是必须得换了。”

但或许比长江前景更令他担忧的是，整个EMBA市场繁荣还能持续多久。“如果经济一旦滑坡或停滞，哪里还会有那么多企业送高管来读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