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晚7时，天津市交通港口局局长武岱宣布，天津自16日零时起实行小客车“限购＋限行”。对于此次突然在周末晚上宣布的限号措施，不少民众很不理解。

城市交通承载能力有限，从总量上控制汽车保有量，是个趋势。但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理当注重不同社会阶层的现实需求，最大限度地兼顾公平正义。对于此次宣布限购，天津在今年有过数次表态，但相关部门并没有确切消息。几无征兆，一夜之间“神秘”敲定，公众就会措手不及。事实上，大凡公共决策，民众不仅有提前知悉的权利，而且有参与决策的权利。

让民众参与公共决策，是保证政府决策“程序正义”、公平合理的必然要求。以“汽车限购”举措而论，控制汽车总量是因应城市交通现实，但如何控制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一刀切地“限购＋限行”，虽然便于操作，但这样做能不能最大程度地兼顾公平正义？汽车牌照是公共资源，先富起来的家庭，可能拥有多部汽车，限购令一出，后来的许多家庭就享受这种资源的难度增加，这就可能导致城市的汽车牌照乃至道路交通沦为“利益既得者的专享”，从广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社会分配的不公。

倘若政府在决策之前，能够广开言路，让各界充分讨论，沉默的声音就可能得到打捞，一些问题就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社会治理会更趋科学合理。比如，以家庭为单位限购，预留一部分车牌指标给未购车家庭；比如，向香港等城市学习，在限牌的同时，提高大排量车辆、豪华车辆的购置税、车船税、停车费等，把复杂性考虑得更多一些。

此次天津的汽车限购令甫出，遭到一些质疑和批评，这提醒我们，公共决策必须更多地与民众互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谋定而后动，否则，政策的善意就很可能与社会的感受割裂开来。

公共决策，“公共”二字很重要。公共事关众人，牵涉重大，正因此，公开透明、远离神秘感是基本要求。在特殊历史时期，我们的一些公共决策有比较明显的神秘色彩。人们在猜、在议论、在观望，所谓“放风”、“动向”的说法很常见。客观说，公共决策有很强的严肃性，一些重大信息确实要受到保护，但总体而言，公共决策的方向应该是透明，而非神秘，这也是国家更加文明、社会更加进步的重要体现。

设置议题，让民众参与公共决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意见交流、碰撞、磨合、妥协和达成共识的过程。坚持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繁琐，可能会增加社会的治理难度，但是，这能够有效地消弭公众的意见分歧，聚合社会最大公约数。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政府必须从“家长式”的决策者，转变为公共议题组织者，通过科学引导社会讨论、找到公共决策意图的最优实现方式，公共决策远离匆忙感、神秘感，展示公开透明的自信感、权威性，这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