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巴西是当今新兴大国的主要代表，同处国家现代化发展和国际影响力上升的重要时期，两国的国际身份正面临着从“外围大国”向“中心国家”的关键转型。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贸关系的强劲带动以及南南合作的推动下，中巴关系取得了跨越式突破，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国际内涵，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成为中巴两国战略对话的重要议题，这也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巴关系发展动向的关键原因所在。

　　中巴两国都主张改革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球安全治理等国际重大事务上持相近立场，都奉行多边主义原则，主张国际关系化和世界多极化，强调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安全权利。中巴两国持有共同的改革诉求和相近的改革立场，为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扩大双边合作奠定重要基础。

　　进入新千年以来，两国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多边机制中密切合作，尤其是通过“金砖国家”的平台，中巴两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更广泛的合作，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在全球治理中的整体发言权，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国际多极格局的逐渐建立。

　　从中巴双边关系发展的总脉络来看，全球治理合作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巴两国合作的显著增长点，包括中巴合作在内的南南合作也实际推动了全球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尽管发展中国家群体远未获得与其整体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观受到了更高的国际关注，充分体现了多边合作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全球治理参与度的有效途径。

　　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治理的“效率赤字”突出。总体来看，目前全球治理的困境主要源于两组供需矛盾。第一组矛盾是全球治理任务艰巨与治理体系主导方提供公品的能力和意愿下降之间矛盾。现阶段，受政治极化的影响，美欧发达国家的狭隘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日益见涨，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更强调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全球治理和提供公品的意愿和能力大打折扣，甚至出现随意退出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现象，这与过去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阶段，由发达国家主导推进全球治理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不仅如此，全球治理中本就存在的“赤字”“责任赤字”和“信任赤字”问题更加凸显，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十分必要、迫在眉睫。

　　另一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需求较大与发达国家权力让渡过小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合理需求，要求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规则体系进行改革，改变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全球治理规则，更加充分重视发展中国家群体(甚至全人类)的利益诉求。但随着全球实力对比变化和自身实力相对衰弱，西方希望以较低成本继续掌握全球治理主导权。也就是说，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方对新参与方不认同、不接纳。这就增加了全球有效治理、全球治理变革和国际体系转型三者相契合的难度，从而导致全球治理机制表现出与全球权力结构不相称的滞后性。

　　很显然，上述两组供需矛盾对多边主义形成双向约束，也势必对发展中国家扩大全球治理参与度、推动全球治理化改革造成障碍。多边主义虽然遭遇危机，但它仍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优先路径。其一，多边主义能有效降低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成本;其二，多边主义有助于缓解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在决策影响力上的不对称程度。

　　中巴关系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当前两国政府的世界观、安全观、发展观具有高度一致性，针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有着相似立场，这为深化合作提供了有利的互信环境。下一阶段，中巴关系发展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保持双边合作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应建立在双方利益融合的过程之中，利益一致性程度是决定双边关系效率的关键因素。中巴贸易结构互补性强，巴西是中国保障能源、资源、粮食安全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大豆、玉米、铁矿石、石油的主要供应国。当前，中巴双方仍具有“做大经贸蛋糕”的较大空间，尤其农产品贸易潜力巨大。在投资层面，应加大对巴西能源、基础设施、矿业、农业等领域的关注，尤其应聚焦巴西投资缺口较大的能源、基础设施两大领域。考虑到巴西的“再工业化”需求，实现产业链的更高质量整合将是未来双边投资关系的发展方向。

　　其二，坚定捍卫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作为分属东西半球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巴西承担着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的使命，也应该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力量，尤其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多边主义面临困境，全球治理效率萎缩的局面下，中巴两国一方面应该加强在全球性重大议题上的立场协调，利用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中国)等多边机制，努力形成一致声音，另一方面应该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与合作，激发南南合作新活力。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形成一股强劲的改革力量时，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才可能取得根本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