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们被“内卷”的“打工人”包围。但“u1s1，姐学、糊弄学、凡尔赛学”也在今年的流行词中占有一席之地。

每一年，语言总会涌现出新的流行趋势。但流行语是真正的百花齐放，还是千篇一律？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020年见证了一个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流行语数量的井喷式增长和种类的频繁迭代——就在我们讨论“打工人”时，“打工人”就已经开始被新的流行词“干饭人”取代。如今不断井喷的流行语仿佛成为一条高速运转的流水线，新的词汇如走马灯一般闪现，在我们尚未深入品味与体察一个词汇折射的复杂现实时，它就倏忽而逝，令人目不暇接。

海德格尔曾将语言比作“存在的家”，如果说在变动与不安中度过的2020，改变了人类存在境况，那么语言生态的变动，自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中国的流行语历史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态变迁？怎样的流行语更有生命力？当下的流行语是否不再成为对存在经验的诉说，而更多成为供人狂欢的素材？在应接不暇的流行语中，个人如何保持反思性？在2020年的年末，在这条“语言流水线”轰鸣了一整年后，我们希望通过这场对谈中的冷思考，追问2020年的语言，也追问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2020年12月，新京报书评周刊活动品牌文化客厅，联合SKP RENDEZ-VOUS推出年度文化议题盘点系列直播“追问2020”。今日（12月14日）19:00，“追问2020”系列第二场，我们将与你一同探讨如何突破系统围城，欢迎关注！

撰文｜刘亚光

12月初，有“语文啄木鸟”美誉的《咬文嚼字》编辑部照例公布了今年的年度十大流行语，分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逆行者”、“后浪”、“直播带货”、“飒”、“神兽”、“双循环”、“打工人”、“凡尔赛文学”和“内卷”。8日，头条搜索也公布了今年十大流行语，“逆行者”、“集美”、“后浪”位列榜单前三，“网抑云”、“尾款人”等榜上有名。

无独有偶，近日，许多国外机构也都相继公布了自己的年度词汇，如“Lockdown（封锁）”（柯林斯词典）、“pandemic（大流行）”（美国韦氏词典）等，《牛津词典》更是表示“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一年”，首次没有选出任何代表词汇。此外，日本的“新词流行语大奖”也于12月1日揭晓，新冠疫情防范标语“3密（密闭、密集、密切接触）”一词获最优秀奖。德国的德语语言协会评委近期也评出了2020年的十大年度词汇，其中8个与新冠疫情相关。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更是将一个怪异的“iso”评为年度词汇，它可以被理解为“isolated”（隔离，隔绝）的缩写词，可以用来和各种名词搭配，比如“iso 发型”，“iso 烧烤”，用以形容各种隔离期间的生活状态。

纵观中外的各类流行语榜单，不难发现和新冠疫情相关的词汇成为了榜单的绝对主角。正如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言：“一切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一个时代的流行语如同一个胶囊，浓缩着特定时代的文化、心态与集体记忆。在2020这样一个多事之秋，这些流行语如一个个石碑，为我们记录下了今年人类经历的那些刻骨铭心的苦难与感动。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突发的公共事件常常成为流行语扩散的“引爆器”，除了新冠疫情这类公共卫生事件，热点公共政治事件也制造了“躲猫猫”、“我爸是李刚”、“帝吧出征”等令人记忆深刻的流行语。不过，流行语的广泛传播，不仅可以被热点事件引爆，也可以伴随着社会情绪的积累自然地流露出来。比如，今年9月末，B站突然出现了多条以“早安，打工人！”为主题的短视频。“打工人”瞬间成为年度最热的自嘲用语，在各大网络平台广泛传播，仿佛一时之间，各行各业的上班族都通过“打工人”建立起了身份认同。许多媒体也对“打工人”的走红背后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剖析。“打工人”引发公众共鸣的背后，是通过工作实现阶层晋升机会的收窄带来的普遍焦虑，和因专业化分工的不断细化而被消磨的工作热情。

“追问2020：语言流水线”，图为周玄毅、邵燕君、维舟在活动现场。

书评人、专栏作家维舟对公共流行语的生成与传播有着长期的关注，他同样认为，流行语的变迁很好地反映着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他看来，网络流行语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2005年以前、2005-2013、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2005年之前，互联网在中国刚开始流行，彼时的网络流行语大多是些非常简易的表情符或者是“喜大普奔”等缩写词。2005年，博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WEB2.0时代，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出现为网络流行语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媒介支持。这一时期，网络流行语快速增长和迭代，但总体上，依旧带有明显的青少年亚文化特征。而到了2013年，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网络流行语开始由青年亚文化向全社会扩散开，逐步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用语之中。

从小众的亚文化逐步走入公众的视野，并最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一部分，这种语言的“破壁”现象其实发生在很多流行词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专注于研究网络文学，在一次课后被年轻学生们的各式“网络黑话”隔绝于交流之外的经历后，她萌生了撰写一本网络流行语的“词典”的想法。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语言现象的涌现空前繁盛的时代，在她和学生们一起编著的《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的前言中，她写道：“麦克卢汉曾预言，进入电子时代的人们将重新部落化，如今，在网络空间以‘趣缘’而聚合的各种圈子，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生产着新话语”。而这些新的语言，正在不断渗透进我们已有的语言中。《破壁书》收录了大量在不同时段出现的网络流行语，其中例如“卖萌”、“屌丝”、“钓鱼”等等，都已经成功完成了“破壁”，成为我们日常交流中时不时蹦出的词汇。

周玄毅在现场展示今年双十一期间的网络流行语。

而在今年年末，流行语的一种新的“破壁”：学术词汇的“出圈”，意外地制造了可能是今年最火的一个流行词——“内卷”。这个词原本由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用以形容小农经济领域某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现象，而如今，它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形容“竞争激烈”、“高度内耗”的场合。不过，流行语在快速打破壁垒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壁垒。流行语越来越快的迭代更新速度，使得语言成为了年轻人和父母辈之间的另一种“数字鸿沟”。

一面打破壁垒，一面制造壁垒，只是流行语自身蕴含的矛盾之一。这种矛盾性，由流行语的“新”所决定——这注定了它将与社会既有的语言体系正面相遇，并接受后者的审视与评判。而一直以来，盘旋在中国流行词上空的最重要的争论可概括为一种“雅俗之争”。脱胎于网络亚文化的流行语千奇百怪、不循常规的造词方式，戏谑搞怪的草根风格，常常被视为与“正经”的主流语言体系格格不入，被打上粗鄙庸俗的烙印。而争论的另一方则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语言，他们可能赞同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的一句挖苦：“很明显，那些上了岁数的人对语言革新都很排斥，他们很难接受青少年创新的语言，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新语言，转瞬即逝。”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可以引发争论的事物，往往也就意味着商机所在。因此我们也看到，在“公共事件引爆”、“社会情绪的流露”之外，资本、平台的助推成为流行词走红的另一个关键的路径，比如今年年初一度引发热议的“后浪”即是一例。在流行语的每一次狂欢背后，似乎都有一些隐藏在背后的“推手”，在左右着语言的风潮。不过，在这股被引导的潮流之中，也有一些特立独行的语言“弄潮儿”，不盲目跟风，试图用自己的创意和批判性思考，玩出有别于潮流的新花样。武汉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知名辩手周玄毅正是这样一位微博“大V”，他一面紧跟各种流行语的热点，一面在自己的微博tag“瞎扎尔辞典”中，发表对流行词的个性化解读。这些解读有的诙谐，有的引人深思，还有的正如他本人所说，“没有什么特定的意思，只是为了不盲目跟随大家对流行语千篇一律的解读”。

那么，什么样的流行语才具有生命力？对于2020年的流行词，周玄毅、邵燕君、维舟又有着怎样的剖析？

01 窗户：

流行语是一个时代表达自身的方式

“凡尔赛学”是2020年的另一个热度极高的词汇，在活动的开场，维舟便阐述了他对这一词汇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凡尔赛学这个词的有趣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直接指涉的“低调而不经意间地炫富”这类现象，而是这个词自身内在的“反讽性”和“解构性”。“美国的学者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将世界上的文化划分成了高语境和低语境，在高语境社会，比如中国，人与人的交往常常是要听‘弦外之音’，‘凡尔赛学’这个词汇的有趣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弦外之音，当我们用凡尔赛形容一个人的时候，是在用一个表面上‘高大上’的词汇，去形容一个很可笑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反讽。可以说，这个词的使用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一些文化特征。”

这种流行语的“反讽”特征，同样体现在其他的许多词汇上。邵燕君认为，虽然“内卷”、“PUA”这些词汇指涉的现象十分负面，但是这些负面的现象能够以流行词的方式被“指认”和“名状”出来，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可喜的现象。“当我说出PUA这些词的时候，其实这意味着我已经把这些负面的现象对象化、问题化了。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把这些现象说出来，这说明我们还对社会存在哪些问题浑然不知”。

《无声的语言》，作者: [美] 爱德华·霍尔，译者: 何道宽，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在邵燕君任教的北大，“内卷”现象是一个学生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今年9月，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就讲述了清北这类顶尖高校中学生们之间陷入过度竞争的困境。邵燕君通过《破壁书》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流行词表征的社会情绪中，焦虑和无力感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从前些年的‘丧’、‘佛’、‘怂’，到今年的‘内卷’、‘PUA’，其实年轻人的这种‘被挤压’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的。这些词汇，对于我们观察年轻人的精神状况，是非常重要的窗口。”

如果将时间尺度拉长，流行语的这种窥见社会情绪与问题的“窗户”功能，就会体现的更加明显。在维舟看来，2016年出现的“丧”同样是一个流行语背后社会情绪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词其实反映了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之所以这些情绪被看见，也是因为熟悉互联网使用的90后年轻人开始成熟，逐步在网络话语空间中占据分量。在阶层流动的通道不断收窄的情况下，年轻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感到很难突破到下一个阶段，就很容易出现一种焦虑、无力的感觉”。

不过，维舟也认为，这种焦虑背后彰显的也是强烈的自我认同以及对未来的强烈期许。维舟观察到，在网络流行语的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这种流行词背后彰显的年轻人自我认同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许多流行词的含义往往复杂而微妙，它的流行与当时社会的特定感受有着非常紧密的结合。有时乍看不无相似的词汇，如果我们深入到其社会语境中，就会发现其呈现出来的意涵其实大不一样。比如‘屌丝’和‘打工人’，‘屌丝’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经济范畴的自我认定，且通常都是自嘲，我们既难接受他人这样称呼，也未必认同这个身份。这个词的背后是一种改变的期望：我们希望能完成‘逆袭’，晋身“成功人士”。但“打工人”有一些不同，它包含着一种清楚的自我认知：自己很可能将一直是这个身份，也从这个身份出发去看待社会现实——即便你月入数万，看起来“成功”了，但你仍然是‘打工人’。在这一点上，这个词既表明了年轻人对“成功”的否定和对阶层流动的不抱希望，同时也可看出他们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

不过，正如邵燕君提及的流行语“指认问题”的作用，维舟同样认为，“打工人”这个词的流行拥有一定的政治性，这些流行语唤起的社会讨论，使得社会各界开始关注与反思当代年轻人的生存处境，而反思，正是改变的开始。但维舟也承认，近年来由于舆论环境的变化，一个热词的流行渐渐地不一定是由于它所代表事件的公共性和争议性，而更多地取决于这个词本身的可传播性。一个词的有趣与否，是否能够引发特定的社会心态，或许更决定了它能否传播开来。在《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旧文中，作者黄炎宁给出了类似的观察。他指出，相较于早年间“我爸是李刚”、“躲猫猫”等带有针砭时政含义的网络热词，当下的流行语更多是用于“吐槽”，调侃与狂欢取代了批判性的网络围观，成为网络流行语传播的主要基调。虽然新的一些词汇同样蕴含着政治性，但亦有遭到资本挪用的风险。

02 钩子：

勾连起最丰富情绪的词语会有生命力

在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流行词中，怎样的词汇会更加有生命力呢？邵燕君给出的答案是“可以迁移语境”，“流行语可能产生是在网络中的某一个小的群体中，但这个词如果脱离了这个空间依然能够存活，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这种词汇往往击中了广泛的时代情绪。”

周玄毅则用“钩子”的比喻来理解流行语的生命力。在他看来，越能“勾起”丰富情绪的词汇，越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特别是那些既往的词汇无法精准形容的情绪，如果新的流行语能够恰到好处地传达，那么这个词汇就很有可能一直流行下去。“比如‘get’，‘get’到一个点，就是一种很形象地形容‘理解’的词，它能够描述一些和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一样的感受。还有‘丧’这个词，‘丧’所传递出的微妙情绪，其实用一些其他的词很难代替。和这些词汇比起来，那些突然出现的谐音梗就显得比较难以持久传播，所以我们说，u1s1这类谐音梗是要扣钱的。”

“内卷”无疑是这样一个好的钩子。“内卷”流行后，一篇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的采访获得了超过百万的点击量，充分说明了这个词汇勾起的社会情绪，学生们比拼绩点，职场人士比拼谁的下班时间晚，全职妈妈比拼给孩子报的兴趣班数量，不同的人群的情绪仿佛都通过这个词汇获得了具象化。这一词汇的走红其实并不只和词汇的内涵有关，“内卷”的英文involution在学术圈亦可翻译为“过密化”，然而，“内卷”中的“卷”字形象地指涉了一种人与人之间激烈竞争的图景，使其更容易在传播中勾连起人们的情绪。

在这一过程中，“内卷”的准确内涵其实反倒变得不那么重要。许多媒体文章也对“内卷”出圈的泛化与被误读进行了提醒，例如认为“内卷”被简化为“激烈竞争”的同义词等。而在周玄毅看来，有生命力的流行词，往往流行的原因确实不在于大家准确地认知和认可了它的内涵，而是它勾连起了最多的情绪，凝结了更多的共鸣，填补了许多“高语境”交流环境下的信息空白。

除了单个的流行语可能勾连起丰富的情绪，当我们将作为钩子的流行词联系在一起观察的时候，我们往往能够发现，它们往往从不同的侧面“勾”起了一个时代的大问题。比如在邵燕君看来，“PUA”和“内卷”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在她看来，这两个词其实都是在描述一种“系统”的困局。PUA原本在美国指的是“泡学”，即指导男性如何追求女性的课程，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如今这个词汇往往作为贬义词出现。作为亲密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的欺骗、打压和虐待，PUA行为其实制造了一个性别的不平等的系统，“从去年北大女生遭遇PUA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PUA的受害者处于加害者的全方位控制中，失去了与他人的情感联系。后来我们发现PUA的现象，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感情中。PUA这个词逐渐指代各种存在权力不平等的场域中的精神控制与打压，比如酒桌文化等”。

不论是“内卷”还是“PUA”，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一个价值单一的体系的基础之上，使得个体在其中遭遇挣扎。正因如此，邵燕君认为，不论是破除“内卷”还是解救PUA中的受害者，“都不能仅凭个人努力，而需要社会提供的体系化支持。”

03 墙壁：

语言上的“数字鸿沟”

“流行语最有趣的时候，往往是用在‘合适’与‘不合适’之间。比如‘凡尔赛’这个词，如果一个人真的非常凡尔赛，用这个词描述TA反而没意思。如果一个人真的是非常惨的‘打工人’，我们反而不太会用这个词去形容，这样可能会是一种冒犯”。周玄毅认为，具体到人际交往中，流行语使用的效果与使用它的场合联系紧密。

维舟同样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流行语不断“破壁”的当下，流行语的“适用场合”其实还在动态变化中。“由于现在诞生的很多流行词都来自于亚文化群体，它们的话语风格非常的戏谑活泼，但它的流行程度足够高，就可能出现在一些正式、严肃的场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不协调。对于流行语来说，真正的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场景底下使用的问题。”

除了流行语的过度“破壁”，维舟对流行语树立起的“墙壁”更为担忧。在他看来，流行语的势力之强大，使得我们已经很难再将其定义为一种“小众”的文化，许多主流媒体也已经开始吸纳新近出现的流行话语。不过，这个吸纳的过程有时并不是十分顺畅的。“比如这几年的春晚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当年的流行语，大多数情况下观众们可能会觉得不是好笑，而是有点尴尬。”周玄毅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如今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是，在以往，春晚是某个流行语的引领者，但是最近几年，春晚仿佛成为了一个流行语的“奥斯卡”，“大家都在预测，哪些词汇会被搬上春晚”。

《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作者: 邵燕君 主编 / 王玉玊 副主编，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8年5月

不过，在流行词引发的一次次网络狂欢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上一代人”的落寞。在邵燕君和学生们编著的《破壁书》每一章的末尾，都有一段编著者们自己组合创作的有趣对话，对话中使用到的词汇全部来自这一章节。例如：

正太林：这两天我正在查找关于“帝吧FB出征”的资料， 你们当年参与过吗？

脑洞薛：不明觉厉啊，帝吧是什么鬼？

中二王：帝吧挺有名的，“屌丝”就是从帝吧传出来的。“帝吧出征”当年可是全网刷屏的！

脑洞薛：哇！666

脑洞薛：要我说，帝吧既然这么爱爆吧，不如去爆明星贴吧，和脑残粉的战斗力比比谁更强。

女神疯：哈哈哈，这是养蛊吗？不过现在的脑残粉护起主来，确实一个比一个奇葩。

女神疯：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新人逆袭上位，什么都没有的话，我都没动力在豆瓣开直播贴了。

脑洞薛：23333333,你开直播倒是值得吃瓜群众好好围观了。

——选自《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

邵燕君认为，虽然她一直在学习年轻人的话语体系，但是近年来她越来越发现，一个个流行词开始连接成一套意义的体系。“现在的流行词其实都能写一个词条，理解它需要同时理解很多别的词汇，有的时候我们这代人偶尔能学一两个，但是一旦年轻人开始完全用自己的话语来对话时，我们就完全插不上嘴，就像学者之间开始用专业的学术话语对话一样”。在维舟看来，连成片的流行语正在生活中筑起一道墙，对不习惯这类语言的中老年人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流行语的力量逐渐变强，中老年人就感觉到了要追随年轻人话语的紧迫感，但是这个往往是不那么容易达到的。”

上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后喻文化”的概念，用以指代广泛出现于二战后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年老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反向社会化”现象。社会学家周晓虹近年来也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他认为，相较于父辈，新一代的年轻人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和受教育的机会，同时，数字媒体的广泛普及使得他们拥有了更加广阔的与他人建立交流的渠道，这一切都极大地拓宽了年轻人的认知边界和知识迭代的速度，由传统意义上的“受教育者”成为了“教育者”。在某种程度上，流行语的出现对中老年人的冲击，是这种文化变迁的表征之一。

在周晓虹看来，“文化反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提高了青年一代在家庭及社会中的代际地位，同时，也提高了年长一代适应变迁社会的能力。维舟在对谈中也认为，流行语的流行有其文化上的积极意义，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隐患。“现在的一个现象是，跟不上流行语浪潮的人往往会被给予一个比较负面的评价。我觉得这背后有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可以在‘进步’中包容那些希望坚持‘保守’的人。如果我不是非常情愿‘跟上’这个时代，我是否也可以得到尊重与肯定。”

读者在活动现场做笔记。

维舟的观点将流行语与一个更宏观的社会问题勾连在一起，这个问题关乎“数字鸿沟”，也关乎一个社会有关“进步”的话语。今年的疫情，使得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遭遇的困难暴露在大众视野中（《新京报书评周刊》追问2020系列第二场-系统围城将讨论此话题）。不过，与思考如何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这一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思考另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即“数字鸿沟”背后可能隐藏的有关“进步”的叙事。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就发现，历来有关老年人数字技术使用的研究，常常预设了一个“落后-先进”的二元对立，老年人对数字技术及新话语的不熟悉，往往被当作一种需要被矫正的偏差行为。这种将追赶数字潮流视为不言自明的趋势，而将不适应数字潮流视为异常的叙事值得反思。类似的反思，同样也应当存在于我们看待流行语中。

04 语言应是奔腾向前的河流，

而不是重复自身的流水线

在“追问2020：语言流水线”对谈的最后，一位观众向在场的几位嘉宾提问：语言是否有“雅”“俗”之分呢？如果有，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如前言所述，这正是长期以来盘旋在流行语上空的重要争论。一个新的流行语或是会被社会既有的主流语言体系接纳、吸收，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出历史舞台，不过在这之前，在新旧语言之间常常会发生拉锯与碰撞。

在维舟看来，雅和俗没有太固定的标准，这个界限随时在游移。既有的社会文化常常都在一开始难以容忍新词，在一篇随笔中，他列举了许多经典的案例，例如在中国，晚清的张之洞曾斥责青年人使用“社会”“机关”“牺牲”等当时由国外来的名词，认为“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然而这些词汇如今都已再常用不过。又如法国文化部曾经为了净化法语而宣布禁用“e-mail”一词，要求人们改用法语合成词“Courriel”替代，然而始终没有办法达成目的。在文章的末尾维舟写道：“人群和时间会自动做出选择，来筛选出那些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词汇，而按照历史的规律，这些被所有人检验和使用的词汇，最终往往也会被中立化”。

而在邵燕君看来，现在流行的很多词汇或许会被打上“俗”的标签，但纵观文学史，许多杰作恰恰不是用所谓高雅、佶屈聱牙的词汇创作的。“真正好的作品，往往来源于一个时代最大众的语言的提纯，比如老舍的很多作品，他的作品中引入了大量‘俗’的北京话。我们同样应该用类似的态度来看待网络流行语，只要找到妥帖的方式，它们一样能很好地进入到我们的优秀作品之中”。

“追问2020：语言流水线”活动现场。

当然，流行语的生灭流变，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筛选的过程，如前所述，其中少不了各类背后的“推手”。“推手们确实在建立一条流水线式的流行语生产，有很多从事内容行业的人，每天确实会盯着流行词的潮起潮落。但是除了资本、算法这种推手，我觉得一个词的走红依靠的一定是一种‘合谋’。资本可以砸钱买热搜，但是如果它没有真正迎合我们每个人传播的欲望，它也不可能真红”，作为微博大V的周玄毅认为，这同时也说明，在一个算法的时代，被“推手”们推着跟随流行语的浪潮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参与流行语的狂欢没有问题，但我们一定要有所反思，最好能够对流行语有自己的再创造和加工。

社交媒体时代其实赋予了每个人很好的参与创造文化的机遇。就像过去在唐朝，你要成为李白杜甫，才能留下只言片语。现在，可能只要会冬泳，你就能留下一句‘奥力给’”。

2020年即将过去，不论这一年的流行语勾起了多少共鸣，又留下了多少争议，它们都将或随我们每个人一起步入新的一年，或与它们出现时的喧嚣一起就此停留在这个冬天，销声匿迹。2020年的流行语是钩子，窗户和壁垒，但在我们的期盼中，它应当是一条不断奔腾向前的河流，而不是一条不断批量生产产品的流水线。

本文参考资料：

 

维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

 

周晓虹，《文化反哺：生发动因与社会意义》，《青年探索》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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