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展开是什么形状的？红领巾作为少先队员的一种标志，被赋予新的含义：红旗的一角，红领巾对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件物品。一起来看看红领巾展开是什么形状的吧。

红领巾展开是什么形状的1

红领巾是三角形，确切说时等腰三角形

红领巾：规格一：等腰三角形，底长为100厘米，腰为60厘米。（60厘米×60厘米×100厘 米）。

规格二：等腰三角形，底长为120厘米，腰为72厘米。（72厘米×72厘米×120厘 米）。”

红领巾是三角形的形状，它代表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每个队员都应该佩戴它和爱护它，为它增添新的荣誉。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佩带的标志。

1950年4月23日至27日，中国新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会议颁布了中国少年儿童队的队旗、队歌、队员标志、队礼、誓词及口号等。包括确立红领巾为少先队员标志。

红领巾展开是什么形状的2

规格型号一：等腰三角形，底长为100厘米，腰为60厘米。（60厘米×60厘米×100厘米）。

规格型号二：等腰三角形，底长为120公分，腰为72公分。（72公分×72公分×120公分）。

规格型号材料

红领巾分成新号、大号2个规格型号，分别是：

新号：底部长100厘米、腰周长60厘米。

大号：底部长120公分、腰周长72公分。

红领巾色调选用五星红旗红，可拿布、绸、缎等原材料依照规范制做。

配戴方式

1、将红领巾披在肩膀，锐角指向脊椎，将红领巾的右角放到左角的下边，二角交叉式。

2、右尖绕一圈：将右角历经左角前边拉到右侧，左角没动。

3、圈中抽出来尖：右角经上下二角交叉式的间隙中拉出，右角正好绕开左角一圈。

4、将右角此后圈中拖出，抽缩。

红领巾展开是什么形状的3

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

红领巾象征着烈士的.鲜血，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象征着少年先锋队的前身——劳动童子团在艰苦的环境中一腔热情投入革命事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1917年，列宁领导人民在俄罗斯取得革命胜利。那时候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势力很大，小孩子每个星期日上“主日课”时都会戴着红领巾当作一个识别标志。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俄共为加强孩子的主义教育，设立了少先队，那时候俄罗斯社会以红领巾当作一种光荣，俄共（布）就全盘接收，以红领巾作为少先队员的一种标志，并赋予新的含义——红旗的一角。

标志起源：

1922年2月13日，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少先队组织，在苏联莫斯科诞生了。刚成立的少先队，没有特殊的标志。那时的饥饿、困难正威胁着全苏联人民，考虑不到少先队标志问题。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建议共青团给少先队员们设计一种标志。

在一次接受新队员的大会上，来参加会议的先进女工把自己的红色三角头巾解下来系在少先队员的脖子上，勉励他们：“戴着它，别玷污了它！它的颜色是同革命战旗一样的！”红领巾就这样诞生了。

20世纪20年代省港大罢工和五卅的惨案时期，一群流浪街头的苦孩子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成长为光荣的劳动童子团团员，在革命斗争中艰苦奋斗成长起来。

为什么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答：小时候，语文课本上有这样一篇课文：

我爱我的红领巾，

我爱我的红领巾，

就像爱我的生命；

它是红旗的一角，

它用先烈的鲜血染成；……

首先知道红领巾的由来；在1922年2月13日，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少年先锋队组织，在苏联莫斯科诞生了。刚成立的少先队，没有特殊的标志。那时饥饿、困难正威胁着苏联人民，当然也考虑不到少先队标志问题。“列宁”夫人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建议共青团给少先队设立一种特有的标志。在一次接受新少先队队员的大会上，来参加会议的先进女士把自己红色三角巾解下来，系在了少先队员的脖子上，鼓励他们说：“戴着它，别沾污了它，它的颜色是同革命战旗一样的”。红领巾就这样诞生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委托共青团建立全国统一的少先队组织，“中国少年先锋队”也就诞生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有队旗、队徽、和红领巾、队干部标志。

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先进组织，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正如课本上讲的那样：为什么红领巾是红色的，而且是三角型，因为它是国旗的一角，它用先烈的鲜血染成。

红领巾，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一角，麻烦搜索一下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的图案。

红领巾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标记。称她是红旗一角，是用革命先烈鲜血染成。教育孩子们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少先队发起人是伟大导师列宁的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其实红领巾源自俄罗斯的东正教。1917年，列宁领导人民在俄罗斯取得革命胜利。那时候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势力很大，小孩子每个星期天上\"主日课\"时都会戴着红领巾当作一个识别标志。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俄共(布)为加强孩子的主义教育，设立了少先队，那时候俄罗斯社会以红领巾当作一种光荣，俄共(布)就全盘接收，以红领巾作为少先队员的一种标志，并赋予新的含义--红旗的一角。新中国刚诞生不久，也就是1949年10月13日，中国委托共青团建立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6月，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少先队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儿童团的优良传统，与过去的儿童团一样，用红领巾作为自己的标志。根据全国少工委2005年颁发的《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徽和红领巾、队干部标志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少先队员佩戴的红领巾分大、小号两种规格。规格一：等腰三角形，底长为100厘米，腰为60厘米。(60厘米×60厘米×100厘米)；规格二：等腰三角形，底长为120厘米，腰为72厘米。(72厘米×72厘米×120厘米)

我爱我的红领巾，它是红旗的一角，它用先烈的鲜血染红……

国旗是国，红领巾是家人[呲牙]我爱我中国

是少先队队旗

小时候老师是这样说的: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少先队员是祖国的未来，要继续发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五角星

作者：忘情

1927年7月31日中午，叶挺在第20军军部亲笔起草了举行起义的正式作战命令，以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代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层层下达：

“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代前敌总指挥叶挺

由于敌我双方服装相同，故规定起义军战士的识别标记为白天在脖子上系红领巾，夜间在左臂绑白毛巾，马灯和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上红十字，同时约定以第20军军部吹响冲锋号为发动进攻的信号。

不过，一个突况打乱了原订计划。7月31日晚，第20军第1师第1团副营长赵志强得知作战命令和任务后，偷跑到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向自己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窗好友——第五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张朝栋告密。

此时第20军已经进入对敌警戒状态，负责监视敌军动向的分队发现赵志强擅自脱离队伍，进入敌军指挥部后，遂急报贺龙。贺龙即电告前委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召集前委委员开紧急会议商讨，当机立断作出提前2小时起义的决定。贺龙、叶挺立即向所部下达提前起义的命令。

当年的江西大饭店，是八一起义的总指挥部

传统上，人们都认为8月1日凌晨2时，是南昌起义打响的时刻。但实际上，当天1时40分，战斗就在匡庐中学提前打响了。这也是南昌起义的第一个战场。

驻匡庐中学的，是7月26日才开抵南昌的敌第6军第57团主力，该团另一部驻扎在松柏巷的天主教堂。奉命解决这部分敌军的第24师71团，以第2营主攻匡庐中学，以第3营2个连主攻天主教堂，另1个连绕到天主教堂后墙，防止敌人翻墙逃跑。1营埋伏在松柏巷一带警戒。

7月31日深夜，起义部队的频繁调动，使得敌57团警觉起来。敌人不仅连夜在天主教堂门前筑起了临时工事，而且未等起义部队进攻，驻匡庐中学之敌抢先发难，于8月1日1时40分“鸣枪而出”。面对这一突况，已抵达进攻出发阵地的71团2营毫不犹豫，立即对敌发起冲锋。两军迎头对撞，狭路相逢勇者胜！敌57团当场被击毙50余人，败退至匡庐中学院内顽抗，战斗甚为激烈。

驻天主教堂的敌57团一部，闻匡庐中学方向响枪后，也冲出教堂。当队伍行至盐义仓，被埋伏在巷口的71团1营打了个伏击。敌军当场被击倒10余人，不得不边打边退入天主教堂。由于巷道狭窄笔直，无法隐蔽，71团3营亦有20余人伤亡，遂暂撤巷口外，用火力与敌对射。

3营营长黄序周从队伍中挑选出20余名精悍官兵，组成冲锋队，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向天主教堂发起正面进攻。经过死打硬拼，终于迫使敌人放弃临时工事，向院内退缩。担负迂回攻击的1个连也翻过围墙跳进院内。敌人遭前后夹击，便仓皇退据制高点——天主教堂钟楼，企图负隅顽抗。3营战士一面包围钟楼，向敌射击，一面向敌军喊话：“我们是铁军，缴枪不杀！”敌军闻风丧胆，纷纷举手投降。3营遂占领天主教堂。

此时，匡庐中学方向仍在激战中。3营战士爬上天主堂主楼大走廊，调转敌军架设在那里的机枪，向匡庐中学之敌猛烈射击，掩护3营主力进攻。此时，团部又派来1个机枪排赶来增援。在71团两面夹击之下，匡庐中学之敌抵挡不住，便准备翻墙逃跑，但遭到埋伏在墙根的起义部队迎头痛击。眼见走投无路，敌第57团官兵只得缴械投降。

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

如果说敌57团突然“反客为主”，为起义军制造了麻烦的话，那么得到叛徒告密，已经预有准备的敌第五方面军警卫团，就是块难啃的“骨头”了。这个团驻扎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内，与第20军军部相距约200米。两军之间有座高达十余米的古老建筑——鼓楼。鼓楼下的洞门是起义军进攻的必经之路。这里，成为南昌起义的第二个战场，也是战斗最激烈的战场。

8月1日1时45分左右，听闻匡庐中学、天主教堂方向枪声响成一片，第五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张朝栋感到情况严重，遂令部下把重机枪架到了藩台衙门内的楼上，用猛烈的火力封锁鼓楼洞门。

此时，由于战斗提前打响，驻扎在西大街、民德路一带的主攻部队——第20军第1师第1、2团尚在运动过程中，贺龙便临时决定，让军部警卫营营长刘力劳将手枪连调来，用火力封锁敌军大门，严防敌人逃跑。这个连除人手一支驳壳枪外，每人还有一支俗称为“花机关”的德制MP18冲锋枪，近战火力凶猛。刘力劳率这个连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地冲进鼓楼洞，用冲锋枪火力死死封住藩台衙门的大门。

2时整，第20军第1师第1、第2团终于赶到，立即替换下手枪连，接手进攻任务。敌警卫团紧闭大门，龟缩在端表楼、街亭、围墙等制高点上，向起义军疯狂射击。第1、第2团进攻受挫。贺龙、见状，命令部队强占制高点。战士们奋不顾身从民房屋顶爬上鼓楼，居高临下向敌军猛烈射击。敌警卫团被迫放弃了端表楼、街亭、围墙等制高点，龟缩在坚固的房屋里继续顽抗。

眼见战斗胶着，贺龙、一面令第1、第2团继续正面强攻，一面急调20军的预备队——第2师第5团增援。第5团指战员跑步赶来后，由西面棕帽巷迂回到敌军驻地侧背，翻墙跳进藩台衙门院内，与第1、第2团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敌团长张朝栋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遂率部缴械投降。

清理战场时，战士们在俘虏群中查出叛徒赵志强，将其押解到第20军指挥部。贺龙亲自训斥一番后，下令当众枪毙，以儆效尤。

解决了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20军第1、第2团指战员乘胜进攻位于民德路的江西省府，系第三个战场。此处由敌第3军警卫团2个营负责警卫。起义部队冲到江西省府前，立即展开攻势，以步枪、机枪对敌猛烈射击。敌军慌忙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近1小时。由于第1、第2团未派出迂回部队，最终这2个营敌军残部从省府后门冲出，经万宜巷附近拆除城墙之地逃出南昌城，向樟树方向逃窜。

和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6军第57团相比，其他各部敌军疏于防范。

坐落在南昌市内东湖之滨的贡院，原是清代科举考试的场所，系南昌起义第四个战场。敌第3军第8师第23团驻扎于此。由于团长、团副赴朱德的宴请未归，该团官兵毫无防范。8月1日凌晨，南昌城各处相继响起枪声时，23团官兵还在睡觉，营门口仅有2个哨兵站岗。

第24师第72团团长孙树成命令各营按预计计划发起攻击。自己亲率2营冲入贡院。敌23团官兵从梦中惊醒，慌乱中抵挡不住，便向北沿东湖湖边逃窜，迎面遇到第72团预设在水观音亭的机枪火力阻击。见唯一的逃路被截断，敌23团官兵又折向第72团团部方向。

，南昌起义参谋团总参谋长

这个情况，第72团事先并未估计到。此刻守卫团部的，只有第24师教导队中队长、党员陈守礼带领的十几个学兵。溃败的敌人分外疯狂，以密集的火力向团部射击，子弹打在团部的石壁上，火星四溅。并无战斗经验的学兵们面对黑压压扑来的敌人，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关键时刻，陈守礼大喝一声：“不准退！”带头挺起身子，举起手中的驳壳枪，沉着地向敌击。学兵们见中队长毫无畏惧，便鼓起勇气，隐藏在团部门口的石柱旁开始还击。

激战中，陈守礼腹部中弹倒了下去。几位学兵将他扶出危险地段进行救护，敌人趁势扑向团部。紧急关头，2营营长李鸣珂带领队伍从左侧翼冲过来，将扑向团部的一股敌人击溃。1营也从右翼包抄过来，敌23团在起义部队夹击下，被迫投降。而身负重伤的陈守礼，最终没能被抢救回来，在战斗结束后停止了呼吸。

第24师第72团第3营营长袁也烈，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和1营、2营的强攻硬打不同，3营采用的是奇袭战术。7月31日傍晚，全营指战员提前开晚饭，然后收拾行装，对外宣称要“打野外”。该营大摇大摆地在城里七转八转，转到了永和门外的新营房，这是敌第3军第8师24团驻地。这里成为南昌起义的第五个战场。

营长袁也烈命令部队就地“休息”，派营部副官去联络敌24团，声称自己的部队奉命刚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休息，打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空地露营。此时敌24团主官被朱德羁绊在大士院32号内打麻将，团部值班副官不疑有诈，痛快地同意了侯镜如的请求，并告之了当晚的口令。

趁着露营时的混乱，72团3营的军官们不仅暗暗察看了地形，甚至有人还到敌军营房里看了看，并与广东北江农军派来的联络员接上了头，双方商定了协同办法。在8月1日凌晨2时前，3营指战员装模作样地露营，但实际上都没睡着，甚至连衣服也没脱，绑腿也没解，时刻准备战斗。由于伪装得不错，在露营地附近晃来晃去的敌巡逻队未能瞧出破绽。

8月1日2时未到，当敌第五方面军指挥部方向枪声骤然响起时，袁也烈一声令下，3营指战员们从地上一跃而起，抓起枪，像潮水般冲进敌军营房。由于双方相距近不过10米，远的才百米。因此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摸枪就做了俘虏，起义军兵不血刃就解决了敌24团。

战斗提前结束后，24团团部的电话响了，是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来的：“24团吗？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袁也烈接过电话，诙谐地说：“24师在此换防完毕”。

敌第9军第79、80团，刚从湖口地区进驻南昌，驻扎在顺化门外大校场老营房。这里成为第六处战场。

考虑到这两团敌军装备齐全，是第9军的主力团，因此主攻任务交给了下辖4个总队、拥有2000余人的教导团，主要由新兵组成的第6团担任助攻。为此，两个团在31日午后对调了营房。

教导团团长侯镜如让战斗力最强的第1总队负责攻击敌营正门，第3总队沿敌营房墙外的护沟运动至敌东南方向，在墙体9处缺口附近隐蔽。待第1总队发起攻击后，干掉敌军哨兵，冲进敌营。第2总队除抽调一部分作预备队外，其余每人拿条长板凳，隐藏在敌我营房之间的那道矮墙下面，待正面与侧后方打响后，即用凳子垫脚，翻过墙去从北边攻入敌营房。4总队是徒手学兵，先在墙内呐喊助威。待主力部队攻入敌营后，跟进收缴敌军武器。

7月31日晚饭后，敌79、80团士兵在操场上打球，起义部队战士在周围观看，让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当熄灯号响起后，教导团和第6团表面上照常就寝，实则暗暗作了战斗动员。8月1日零时刚过，这2个团以分队为单位，开始悄悄起床作准备工作，并逐次向进攻出发地运动。

教导团驻地的异动，让敌人有所察觉。敌第79团派了个副官来见侯镜如，慌慌张张地说：“我们团长要我来问问，你们这边在干什么？要我转告侯团长，都是自己人，千万不要误会！”侯镜如回答：“哪里，哪里，我们是夜间演习，请不要误会！”说完向自己的副官使个眼色，要他设法拖住这位“来使”。

凌晨1时45分左右，市内传来激烈的枪声。虽然还未到预定的攻击发起时间，但侯镜如当机立断，向各总队下达命令：“开始攻击！”

枪声、喊杀声骤然起来。第1总队冲向敌营正门，第3总队从侧后方冲进了敌营院内。第2总队战士们翻越矮墙，潮水般涌进敌人院内。战斗完全按原定计划进行。各总队一齐冲向敌营。一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敌第79团官兵乱成一团，许多人未及起床便做了俘虏。

俘虏们一批批押到操场上，缴获的堆积得像座小山。第4总队的徒手战士，兴高采烈地挑选武装自己。有的俘虏要求参加起义军，当即得到团部批准，与部分军官、学兵合编为补充营。

战斗结束后，教导团又配合第6团和第10师第30团，共同对驻在附近营房的敌第80团展开攻击。在3个团合击下，敌第80团大部被消灭，残部向进贤方向溃逃。

南昌城中除有7个团番号的敌军，还有几处零星武装，发生了一些零星战斗。

位于高升巷的张勋公馆，到1927年7月已经成为王均的私宅。宅内驻有1支百余人的警卫队。8月1日凌晨2时，驻在王均私宅斜对门的法政学堂内的第24师第71团1个连向敌发起攻击。由于此前南昌城里枪声已经响成一片，因此敌警卫队已有准备，凭借屋顶、石圈门，惜字炉等障碍物开枪顽抗。起义部队与敌对射一阵后，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冲出门外，对准王均私宅大门猛烈射击。敌人亦冲出门外，双方展开激烈巷战。由于兵力不占优势，战斗持续数小时后，起义部队才得以全歼敌警卫队，在王均私宅里缴获大批纸币、金银首饰等财物。

攻下王均私宅后，这个连趁胜对设在都司前顺直会馆内的南昌卫戍司令部发起进攻。守卫在这里的是敌第3军的1个警卫连。该连的战斗意志远不及警卫队，被起义军凌厉的攻势吓得魂不附体，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未抵抗便缴械投降。起义部队解除敌武装后，打开监狱，解救出100余名被关押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并缴获敌军库存千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

1928年8月3日的《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南昌起义的委员宣言

南昌城北，与城区隔着一条赣江的牛行火车站里，驻有敌第3军1支20余人的巡防队和税务所。第20军第4团第2营第5连驻扎在敌巡防队隔壁，与敌在同一院子里煮饭。双方都很熟。第5连指战员进入营区，敌哨兵从不问口令。8月1日凌晨，南昌城内起义枪声一响，埋伏敌营房墙根下的5连战士一跃而起，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敌军哨兵见状，慌忙举手投降。院内敌人还没有睡醒，就稀里糊涂地做了俘虏。

当8月1日的第一缕曙光照进南昌城时，城区内外的战斗业已结束。事后统计，起义军共毙伤敌军8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各种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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