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这是在刚刚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特别强调的。

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让所有市场主体分享金融服务，符合经济新常态下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改革开放36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体制改革为其提供了一个基本适应的金融制度安排。这种金融体系是基于推行国家工业化内生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基于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题的一般逻辑发展。为了筹措国家工业化资金，动员全国的金融资源，国家建立了服从于经济总量导向的金融体系框架。于是，金融规模随经济总量扩张而扩张，1980－2014年经济总量增长了139倍，中国的银行资产总量也相应地增长了641倍。在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下，能够获得正规金融体系支持的往往是重资产的大企业，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科技企业等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重大轻小”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这些企业是税源产业。这种融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而这些企业又往往是实体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是真正的富民产业。

在经济增长“总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的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新常态，就是要建立多层次金融体系，满足不同类型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未来的金融改革的关键是要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构建更具竞争性和包容性的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的竞争性金融供给。

由于市场主体是多层次的，有大中小不同规模的企业，又有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需要金融服务的人群也是多层次的，有富裕阶层，也有低收入人群。因此，服务于不同实体经济不同人群的金融市场也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机构是多层次的，股票市场是多层次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让市场在金融价格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的前提。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对资金价格管制的现象，政府干预金融资源配置，造成金融体系内的资本匮乏与资本低效率配置并存现象。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部门必须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管制，金融价格形成机制的必须市场化。利率、汇率和国债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市场指标，是引导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市场信号，形成市场化的利率汇率水平和国债收益率曲线，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建立多层次间接融资体系，就是要从政策上打破金融领域垄断现状。金融体系首先要进一步开放，让更多民营资本进入原本壁垒较高的金融领域，金融企业将更加多元化；要让大中小金融机构功能互补，为大中小不同层次的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发挥民营经济的竞争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使金融体系更加富有弹性和活力。这也是我国改革红利预期。

推动资本供给制度的改革，建立多层次的直接融资体系。投资者与融资者对投融资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决定了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市场体系。从世界上许多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教训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供给制度的改革和调整问题，也就是构建有利于资本向高效配置方向流动的市场平台，这一任务不能依赖间接融资体系，而只能依靠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因此，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才能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只有丰富的金融市场层次结构才能满足中小企业多样化的融资和股权、债权转让的需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建立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满足贫困和低收入者的金融需求。普惠金融本质内涵，就是金融服务要覆盖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和贫困人群。中国经济体系中，小微企业和分散的农户在经济中的占比很大，民营经济的小型化和分散化特征十分明显。为此，建立一个多元多样多层次的小微金融体系（包括各类小贷机构），建立一个完整的草根金融体系，才能为低收入和贫困人群提供及时有效的融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