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方案基本是宋柯以及大陆唱片公司加入后逐步修改的结果。

而唱片公司之所以空前团结起来在2012年发起这样的收费“绝杀令”，都是因为智能手机改变了他们几年来唯一赖以生存的收费模式。

这几年，唱片公司的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电信运营商——5元包月下载和彩铃，这些用户基本都是包含在套餐中。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音乐播放器这种应用让用户可以免费通过WIFI下载歌曲，中移动的5元音乐下载套餐受到冲击下滑。而彩铃市场已经饱和，且最大用户此前也都在二三线城市，这些地区的用户现在的行为也发生了改变，彩铃业务缩水，导致这两年唱片公司生存状态也持续下降。如果按宋柯的说法，一首歌曲从作词作曲到录制完成，成本至少每首5万元，如果涵盖上市场推广，那么每首歌曲的成本至少10万——唱片公司负担沉重。

当然，唱片公司的收入下滑就影响了上游音乐人的生存环境，因此出现了大批音乐人转行。音乐人小柯在798搞了个小剧场，张卫宁也开了个港式火锅店，方文山则开各种餐厅……事实上还有更多音乐人以各种方式转入影视行业或其他行业。

卢建在十年前还看着行业里有上千家音乐企业，如今纷纷倒闭转型，只剩下几十家，绝大多数萎缩在一二十人的作坊规模惨淡经营，数以万计的词曲创作人也无法靠创作词曲所获得的版税谋生。

乐华CEO杜华透露，目前行业最大的几家音乐唱片公司规模都很小，乐华等行业较大的公司也就五六十人，再多的员工无法负担。

唱工委秘书处主任简巍表示，其实音乐一直是互联网上的第一大需求，到了2010年前后才被即时通讯和搜索超过，成为第三大需求。在他看来，音乐行业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宋柯等唱片公司看来，互联网公司可以凭借音乐获得巨大利润，必须与上游分享收益。当然，互联网公司也是唱片公司最可能收到钱的唯一途径——腾讯、百度、新浪、搜狐都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如果没有授权，就不可能提供音乐服务，否则就可以通过法律诉讼获得赔偿。

其实，唱片公司不是没有其他收费渠道，只不过，他们拿不到。

被寄生

唱片公司或者说音乐版权方其实有六大收费渠道：互联网、卡拉OK歌厅、电信运营商、广播电视台、商场咖啡厅等背景音乐场所以及商业演出，但没有一个渠道在真正养活唱片公司。

根据唱工委报告中的数据，在广播电视音乐市场，2011年音著协收到广播电视著作权费用2025万元，但该项收入并未向音乐权利人分配过；国家规定，现场演出按规定应该提取票房的4%作为音乐版权，由音著协代为收取，且应将其中80%向版权人发放。但2010年的情况是，音著协现场演唱会的版权收入仅为268万元，仅占全部营业性演出应收版权的0.78%。

再看无线，2011年电信无线音乐用户7亿人，手机无线音乐用户1.63亿人。无线音乐市场总营收规模超过300亿元，无线音乐版权人应收版税150亿元，但实际收到的版税只有5.14亿，仅占市场总规模的1.7%——占垄断地位的运营商以功能费、会员费的方式扣留了95%以上的收入。这被唱片业内称为“对音乐人的野蛮剥夺”。

据悉，音著协拥有现场演出、背景音乐、广播电视音乐、卡拉OK词曲、录音复制许可等版权的收缴，目前有会员6000多人，代理20.5万首版权，拥有的公司版权不到1%，个人版权的29%左右。唱工委的报告中披露的数据是，年应收版税208亿，实收0.4亿，只占应收的0.19%。

而音乐可能收到版税的另一主要渠道——卡拉OK歌厅版税收取代表机构“音集协”（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年应收版税72.8亿元，实收只有1.2亿（2010年），但收费和运营成本高达73.6%，这些钱中的8%分配给了技术平台开发方“中文发数字科技”，23%分配给了版权运营中心，13.2%分配给了音著协，4.4%分配给了音集协，还有25%分配给了代为收缴的单位“天合文化集团”及“天合集团子公司”。

在刨除上述这些利益方的“成本”后，用来支付给版权方的只有26.4%的份额——其中有22%还需要分配给海外的音乐版权方，即“大版权人”，剩下的4.4%为“其他权利人”所有，也就是所有大陆的唱片公司所分的部分。

事实上，卡拉OK版权除了分配比例较小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总额逐年下降：2009年时音集协的版权收入总额为1.4亿元，2010年时只有1.2亿，到了2011年则只有1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