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北约30个成员国的代表签署了芬兰和瑞典加入该条约的议定书，正式启动给欧洲安全带来新挑战的北约北扩进程。芬兰与瑞典加入后，北约成员国将达32个，这一数量是其1949年成立时成员国数量(12个)的2.6倍。作为曾经与华约集团对抗的历史产物，北约的屡屡东扩昭示着阵营对立的冷战思维从未在美欧战略界消失。近年来，美国更是有意推动北约“亚太化”以染指亚太事务，域内国家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为美国霸权利益服务的北约

　　不管是北约发展的历史轨迹，还是其未来的战略走向，都充分显示出北约是美国维持霸权“工具”的本质。北约从二战初期成立，到冷战后一步步东扩，再到如今以“亚太化”为实质的“全球转型”，每一步实际上都是为美国霸权的利益而服务。

　　二战结束后，趁欧洲一片萧条，美国先后通过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确立起了对西欧诸国的政治与经济领导。1949年4月，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构成的威胁为理由，以所谓“共同防御”为借口，美国又通过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终确立了对欧洲盟国的军事领导。北约作为美欧军事力量一体化组织能够在二战结束后顺利成立，其根源正是美国对抗苏联集团的霸权需求。冷战期间，北约作为美事力量的“扩音器”，在三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美苏军事对抗最激烈的时刻直接扮演了美国对苏战略威慑与恐吓的“帮手”角色，美国从中获益颇丰。

　　冷战结束后，北约发展历经的每个阶段、每次转型毫无疑问都是由美国霸权战略需求调整所推动的。

　　第一阶段是北约发展的“迷茫期”，时间从1990年第11届北约首脑峰会宣布冷战结束至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冷战以苏会主义集团的分崩离析结束后，北约由于丧失了共同威胁的“黏合剂”，其存续之争持续发酵。但令所有人疑惑的是，北约不仅没有如华约一样解散，反而是在挺过了10年的“迷茫”后实现了首轮东扩。对此，国际关系学界曾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与争论。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学者强调北约作为国际组织运行的惯性、西方制度与价值观的协调是北约得以在冷战结束初期继续存在的根源所在，但争论中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来自现实主义学者。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虽然使美国借助北约对抗苏联的需求大幅降低，但其利用北约继续控制欧洲并巩固单极霸权的战略需要却仍然存在，而这正是北约得以存续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阶段是从1999年首轮东扩至2022年北约“战略概念”文件首次将中国框定为北约所谓的“系统性挑战”。这一阶段北约的发展由三条主线构成：其一，是美国趁着俄罗斯的衰落推动北约一步步东扩，将原本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蚕食殆尽”，最终结果是在今年激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击，致使欧洲面临俄乌冲突的直接威胁;其二，是由于失去了苏联的掣肘，美国开始毫无顾忌地将北约的军事力量用于欧洲之外的霸权需求。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利比亚战争，北约已经演变成美国霸权的“打手”，完全沦落为美国利益的“家丁”;其三，是美国逐步将北约打造成西方利益的共同体与代言人，北约所承担的任务也不再仅局限于军事层面，北约业已成为美国顺利“统御”欧洲并大力推广美西方制度与价值观的重要工具。需要看到，正是美国的“反恐”战略需求将北约的战机引向了欧洲之外的中东、北非，也是美国的“参与—扩展”战略导致了北约的持续东扩与功能转型。

北约“亚太化”威胁地区安全

　　2017年特朗普政府作出“大国竞争重回国际政治”的战略判断。为服务美国开展大国竞争的战略需要，作为维持美国霸权重要“工具”的北约开启了以“亚太化”为实质的第三阶段转型。

　　受限于特朗普政府与欧洲盟友的紧张关系，前期北约“亚太化”推进有限。然而，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同盟体系在美国霸权战略中的重要性，美国政府今年2月出台的所谓《印太战略报告》更是毫不遮掩地提出积极推动北约与“印太”盟友加强联系、构筑“印太同盟新体系”的战略谋划。受其影响，北约“亚太化”出现了加速推进的势头。4月，日韩澳新外长首次获邀参与北约外长峰会;5月，继韩国国家情报院作为首个亚洲成员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后，日本也首次与英国签署军事协议;6月，北约峰会不仅首次邀请了日韩澳新等亚太国家首脑参会，还在10年更新一次的“战略概念”文件中首次将中国定义为北约所谓“安全、利益与价值观”的“系统性挑战”。至此，美国推动北约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以服务其霸权的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

　　作为北约20多年东扩的直接产物，俄乌冲突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创伤尚在发酵。然而美国已迫不及待地蓄谋一场横跨欧亚大陆的北约“新东扩”，这一危险图谋势必给欧洲、给亚太地区、给全球安全增添新的不确定因素。

　　首先，如果欧洲国家一味配合美国的战略设想，北约“亚太化”势必危及欧洲国家的自身利益。2020年以来，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利益交融、相互依赖的战略格局业已成型。保持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健康稳定是最符合三方利益的战略选择。倘若欧洲国家只顾配合美国的霸权需求而忽略自身的实际利益，持续放任自身的战略自主被美国的霸权需求侵蚀，欧洲最终将被迫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受损最大的只能是欧洲自身。

　　其次，北约“亚太化”将严重冲击亚太安全格局、损害亚太国家利益。亚太是21世纪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亚太地区整体保持和平、安定与繁荣发展的大势不曾改变。就算是在上世纪美苏冷战对抗的最高峰，亚太国家也没有滑向阵营对立、集团对抗的深坑，现今亚太国家的安全更不需要远在千里之外的北约“插足”。北约作为美国对苏开展战略对抗与遏制的历史产物，代表的是以集团对抗、阵营对立为标志的冷战思维，倘若放任北约染指亚太事务，无疑将使亚太安全问题复杂化、亚太安全格局两极化，并最终危及域内所有国家的利益。

　　最后，北约“亚太化”还将威胁本就脆弱的世界经济与全球安全格局。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后，当前世界经济与全球安全格局前所未有的脆弱，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蔓延、粮食危机与能源危机愈演愈烈，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美欧如果一味推动北约“亚太化”，挑动亚太地区阵营对立，必将使危如累卵的世界经济与安全局势雪上加霜，必将严重挫伤大多数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治理的信心，从而使全球化与世界和平进程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一切唯自身霸权需求是图，完全忽视亚太国家利益，美国将“北约经验”移植到亚太的险恶用心遭到了域内国家的警惕与批评。印尼《雅加达邮报》评论，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新同盟体系的尝试完全忽略了东盟的利益，只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动荡。新加坡外长维文表示，“东盟不是军事组织，更不想找一个超级大国成为我们的‘教父’，我们对亚洲版北约毫无兴趣”。

　　亚太应该是和平稳定的高地、合作开发的热土，不应该是地缘政治的角斗场。北约“亚太化”这一损害本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径注定不会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