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

川渝地区的人们对这句话一定不陌生。清末三大帮会，除了青帮、洪门，就是流行于川渝地区的袍哥会。袍哥会不只是一个帮会组织，它广泛的受众与对一个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其他帮会做不到的。时至今日，袍哥会虽已消失70多年了，但却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川渝的人。

一、天府之国的独特环境

都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川渝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理位置，是袍哥会生长的最好土壤。

历史上川渝地区多次遭到，最出名的一次，便是明末清初的屠蜀事件。张献忠、清军、南明、吴三桂，多方势力在川厮杀，造成四川人口骤减。到清朝初期，四川人口不足60万。于是，清政府下决心移民四川，恢复天府之国的沃土。这才有了轰轰烈烈、持续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

川西的乡村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移民在当地立足不稳，宗族关系并不像广东、福建等地那样根基深厚。加上川渝地区的水网不像江南那样密布，但大江大河的流域内，依然小溪沟渠遍布。丘陵之上，溪流之边，三三两两地分散着民居。在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家庭聚居的宗族很少出现，反倒是同乡的友情和移民的相互认同，使大家聚合在一起。这也是地方基层自发形成的袍哥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温床。

明末清初的川渝局势

二、从秘密组织到公开团体

袍哥会其实是“哥老会”在四川的称呼，哥老会是起源于反清复明的土匪山贼组织“啯噜会”。但袍哥们却有着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袍哥会源起于郑成功创立反清组织“汉留”。无论哪一种，在袍哥会创立前期，都是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秘密组织。

晚清时期，清政府对地方的管控能力下降，的环境为袍哥会的半公开化提供了条件。19世纪下半叶，袍哥会组织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他们的势力从山贼渗透到清政府创办的新军中，曾国藩的湘军就夹杂着许多哥老会成员。老百姓不再把袍哥会当作土匪组织，反而加入了袍哥会，当作靠山。

茶馆里的袍哥

是袍哥会的巅峰时期。不仅基层百姓，就是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也加入袍哥会。第88军军长，人称“范哈儿”的范绍增，就是重庆的袍哥老大。军阀除了拥有官方的名头，必须拥有袍哥背景才能得到支持。

这是为什么呢？

范哈儿说，“袍哥成员占了四川成年男子的90％左右”，这个数字有点夸张，但70％应该是有的。袍哥会已经从秘密的反清组织，成为川渝最有权势的社会力量。选举时想要赢得川渝基层的支持，必须亲自去袍哥会拜码头。重庆第一届参议院选举，四五十人几乎全是袍哥人士。

《正者无敌》的范天喜，原型大概就是范绍增

三、义字当先

天下袍哥共一家，汉留意义总堪夸。

结成异性同胞日，俨似春风棠棣花。

这是袍哥会的“开堂令”，和所有帮会一样，袍哥会也讲究“义”字当头。《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三兄弟，是袍哥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入会仪式就是模仿桃园结义。这里的“汉留”，就是明代汉族遗留的意思，川渝恰好是蜀汉的核心，刘关张顺理成章地成了袍哥的偶像。

刘皇叔的仁德，关二爷的忠义，张飞的嫉恶如仇，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袍哥会的思想。袍哥会的帮规教条，大多是崇尚推行忠孝仁义，例如孝敬父母、爱护邻里、不欺辱妇女，等等，谁要犯规，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袍哥会的忠义堂

袍哥会一般设八个座次，也称为“排”，依次称呼大爷、二爷或大哥、二哥。八排之中，没有第四排和第七排。这是有说法的，四川话中，“四”音近“死”，而“七”音近“截”，袍哥们对这种发音非常忌讳。还有一种说法，行四是叛徒方实良以前的辈分，行七是施琅以前在洪门中的排位，袍哥们厌恶叛徒的行为，所以不设这两排。

有一个排位在袍哥会中十分特别，那就是二爷的排位。二爷在会中又称“圣贤二爷”，一般是做一些清闲的仪式性工作，但二爷是仿照关羽设立的，由于关二爷民间的威望太大，所以很少有人敢“僭越”到二爷的排位。以至于后来这一排位直接供奉关羽，就不设人了。

义薄云天关二爷

袍哥有自己的专属黑话，还有自己的“《圣经》”——《海底》。这是他们独特的语言系统，也是自己交流的密码。这些隐语不仅方便了袍哥们的秘密活动，也塑造了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不少黑话，如超社会、不落教（不识好歹）、挂彩（受伤）等，今天的川渝地区仍然使用。

《海底》

四、家国大事

川渝地区“茶馆文化”盛行，其实一间小小的茶馆，就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区域。袍哥大爷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茶馆也多是他们营业。人们产生了纠纷，说不清理的时候，就会吆喝着到茶馆去“吃茶讲理”，让袍哥主持公道。这就是“吃讲茶”。

吃讲茶是最看袍哥能力与面子的时候，处理得好，双方握手言和，输得一方也不用道歉，只付茶钱就行。但处理不好，便是茶碗板凳横飞，茶馆也跟着遭殃。“吃讲茶”的习俗在川渝极为流行，就连军人也靠“吃讲茶”解决纠纷。

成都茶馆

伴随着帮派向中上层扩展，袍哥们的活动也不自觉地牵扯进家国大事。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保路运动，就离不开袍哥的参与。保路运动的发起人大都是兼有双重身份的袍界人士，最主要的领导人罗纶，就是一位袍哥大爷。保路运动之所以造成全川范围的响应，靠的是袍哥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成都血案”发生后，各地袍哥大爷带领着群众，纷纷起义独立，支持成都的运动。

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

军阀混战的时候，四川没有得到统一，但在抗日战争时，四川齐心抗战。川军以铁血闻名，他们穿着草鞋，戴着斗笠，背着最差的大刀和步枪，作战却是最勇猛的部队。这也离不开袍哥会的影响，川军的主要将领，大多是袍哥大爷，士兵也参与了帮会。那种爱国忠义、保家卫国的朴素情感，驱使着数十万川军血染疆场。能让年近六旬的杨森出川，王铭章血战牺牲台儿庄，范哈儿散尽家财抗日的，或许正是袍界信奉的那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力量对地方逐步深入，袍哥们主动归顺了新中国政府。自此，在川渝叱咤一时的袍哥会，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四川最后一位袍哥

文史君说

特定的时代下，产生了一群特定的人，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袍哥会兴衰300年，见证的不仅是川渝历史的变化，更是整个中国时代洪流的浪潮。袍哥的兴起与衰落都是时代的选择，无论如何，袍哥会只是地方的帮派组织，但借用霍布斯鲍姆的话，在普通群众眼中，他们却是“勇士和复仇者，献身正义的勇敢斗士”。

参考文献

奂灵君：《四川袍哥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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