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苏州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学毕业后即开始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先后任商务印书、开明书店编辑。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散文集《脚步集》、诗集《荚存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和《叶圣陶文集》等。

１９３８年前，叶圣陶一直在上海开明书店当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开明书店毁于战火，叶圣陶毅然决定到武汉筹建开明书店。没想到，在去武汉的途中，开明书店仅存的书籍、纸张、机器被劫，叶圣陶只好携家眷西行入川，到重庆筹建开明书店。

此时，他已是４４岁。他来到重庆，尔后又先后定居乐山、成都，开始了长达８年的蜀中生活。

举家赴渝

１９３８年前，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当编辑时，所有的稿件他都要自己阅读，择优而用，丁玲、巴金等许多年轻作家就是在叶圣陶指导下，才逐渐为读者认可。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一三”战争中，开明书店被毁，总厂中了炮弹，经理室、编译所、印刷所和库存的几百万册存书，全部烧毁。惨淡经营了１０年的开明书店，刚有点起色就在战争中被毁，这让叶圣陶觉得非常愤懑，也让他毅然决定挑起开明书店重建的担子，他和章锡琛、范洗人辗转来到武汉，筹建开明书店。

在去武汉的途中，意外又发生了，政府军突然弃守南京，武汉人心浮动，许多工商业者都开始做撤退的准备，开明书店仅存的书籍、纸张、机器中途遭劫，筹建计划只得延后。

在这种情况下，叶圣陶和范洗人自告奋勇，西行入川，到重庆筹建开明书店。他在携家眷入川的途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决心：

故乡且赴梦魂间，不扫妖氛誓不还。偶与同舟作豪语，全家来看蜀中山。

叶圣陶到重庆后，一方面因为开明书店还在复建中，另一方面又为生计所迫，只好暂时离开开明，在巴蜀学校、复旦大学教了半年书。不久，《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在桂林首先恢复出版，叶圣陶遥任社长，主持编辑工作，多少给了他一丝安慰。

初至乐山

１９３８年秋，武汉大学邀请叶圣陶出任教授。当时的武汉大学已经迁到四川乐山，叶圣陶又携家眷搬到了乐山。

初到乐山，周围几乎没有熟人，叶圣陶的生活一下子平静了许多，不久，大儿至善和同事夏丐尊的女儿满子在乐山完婚，叶圣陶的心情一下子好了很多，“善满姻缘殊一喜，遥酬杯杓旨徐徐？”

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也没有维持多久，１９３９年８月，日寇突然对乐山进行大轰炸。轰炸当日，叶圣陶恰好有事到成都，家人却都留在了乐山。

日本飞机轰炸乐山时，家人慌忙逃难，“从烧着了的房子出来，跑到岷江边，渡了江，沿着岸滩往北跑，一直跑了六七里地。”一路上全是尸体，日寇的飞机还在头顶上疯狂地扫射。叶圣陶第二天才坐汽车赶回乐山，他在《乐山被炸》日记中回忆道，汽车开进嘉乐门的时候，他看着路边的尸体和瓦砾，心里深切地体会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况味，生怕家人出事。

幸运的是，叶圣陶家人在这次轰炸中并无大碍，只是有点皮外伤，不过寓所却“从书籍衣服到筷子碗，都烧成了灰。”此次日机轰炸，乐山有上千的平民百姓无辜丧生，叶圣陶听到了，觉得“比一个朋友或是亲戚的死讯要难受得多。”初到乐山，一家人就差点阴阳相隔，个中滋味，辛酸无比。

乐山被炸后两个月，叶圣陶深知这份经历了生死的亲情来之不易，很少外出，忙着和家人一起置备衣物，租定新的住处。新居在城外一座小山脚下，全家很快就搬了过去。重建家园的叶圣陶很是乐观，他这样写道，“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衣布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向着田野的矮屋，反而比以前多了一点阳光和清新空气。”

定居成都

１９４０年秋，叶圣陶离开武汉大学，只身一人来到成都，任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审查小学教材。

当时的成都少受战争的破坏，叶圣陶在成都，可以和友人往来唱和，还能静下心来写点东西，把心投在教育上，也别有一番平静的乐趣。

叶圣陶来成都的时候，朱自清的小女儿刚刚出生，叶、朱本是旧识，在杭州他们就曾同室对床夜话，共泛西湖，此番在成都重逢，自然有讲不完的话要说。

第二年新年刚过，叶圣陶就将家眷从乐山接到了成都，一家人住在新西门外，杜甫诗“舍南舍北皆春水，惟见群鸥日日来”描绘的便是这一带风景，朱自清闻讯特地从东门外赶来庆贺。从此两人经常互访，或闲谈，或小饮，或漫游，过从甚密。４月１６日，叶圣陶和朱自清同登望江楼，凭栏远眺山峦春色，数烟雾中白帆点点，看流水滔滔东逝。叶圣陶即兴填了一阙《采桑子》：

廿年几得清游共，尊酒江楼？尊酒江楼，淡白疏烟春似秋。无心人意愈难问，我欲言愁。我欲言愁，怀抱徒伤还是休。

来四川一晃３年了，开明书店被毁，家人在乐山又遭日机轰炸，这种辗转流离的生活让叶圣陶觉得很不是滋味，眼看着国土一日日沦丧，山河破碎，群黎呻吟，令人痛心。叶圣陶虽然甘守清贫，却对眼前风雨如晦的现实感到极端无奈。

更多的时候，叶圣陶和朱自清对坐桌旁研讨学问，他们合作编撰了《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作为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书。在成都几年，叶圣陶始终以教育为己任，不时下乡视学。

“晨起乃绝早，残月在天”的时候，叶圣陶便早早起床，进点油条豆浆，坐车到成都周围的郊县视学。叶圣陶每到一个学校，都要详细地了解学校开课和各科时间支配情况，他最爱旁听国文课，经常跟国文老师一起阅读学生的作文。当时的教育专员，地位并不高，很多学校都不买账，而且行路赶车住店，都要自己解决。叶圣陶常常是晚上刚到一个学校，第二天一大早又要匆匆赶路。他一直坚持视学，直到离开成都。

笔下蓉城

在成都的叶圣陶已经很少写作，只是偶尔写一些诗词，唱和友人。他还零星写了些对成都的感觉，读来殊感亲切有味。

刚刚来成都，叶圣陶去友人所居的御河街游玩，见“垂柳掩映，如在园林”，颇觉赏心阅目，说“成都最宜居家，有北平风味，可爱之至。”他还常常在青羊宫、、锦江边游玩，体会着成都“绿树生辉，锦江水发，平波东去”的春天，时常“登楼茗坐”，写下了“淡日疏烟春似秋”的诗句。

在《谈成都的树木》中，叶圣陶用文人独特的触觉和诗意流露了他对成都的感觉，尤其是成都的树木，更是给他无尽的遐想，他住的新西门附近，树木茂盛，用他的话说，“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树叶子组合成锦绣。”而站在院里近看，又“往往觉得树木太繁密了”，“在明朗的阳光下，在澄澈的月光下，在朦胧的朝曦暮霭中，观赏那形如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

到了成都之后，叶圣陶经常独自一人徘徊在田野，消解着寂寞和疲劳。门前的大树俨然成为了他的朋友，“当春新绿茏葱，生意盎然，入秋枯叶半脱，意致萧爽，观玩之下，不但领略它的形象之美，更可以了悟若干人生境界”。

１９６１年，叶圣陶重返成都，逗留了十余天。重游旧地，顿时觉得“气象与抗战期间大不一样”了。他往观青羊宫花会，惊叹已“拓地三百亩，广栽花木，并种蔬菜，谓之花菜并举”，“巡视花径未能周遍，已觉其为洋洋大观”；特别为其中“植盆栽之银杏盘屈殊多，他处少见”而欣喜。

叶圣陶看川剧，多是到锦江剧场，他称赞剧场“建筑甚宽舒，休息处所作回廊，廊外有树木花卉；为他处所少见”。有一次看传统戏目《王三巧》，唱词颇多，当时，王三巧是名角竞华扮演。叶圣陶“听之观之，甚觉过瘾”，认为川剧“以背景描写衬托人物之心情，在各种剧中可谓最富于诗趣者”。这与朱自清爱看川剧，称其词“简洁如诗”的见解不谋而合。

教子写作

叶圣陶年近半百的时候，第一次做了爷爷。１９４２年，叶圣陶动身去桂林前，大儿媳夏满子生下一个男孩，叶圣陶“闻之大慰”。

叶圣陶生于甲午，叶至善生于戊午，１９４２又是壬午年，他便给大孙起名三午。叶圣陶见“婴儿颇秀美，浓发盖顶，五官端正，小手伸动”，心中十分高兴，忙着吩咐家人买来鸡蛋，染成红色，分送邻居朋友。

当时，叶圣陶正主编《国文杂志》月刊，这是个帮助中学生学习语文的刊物，需要登载一些中学生写的东西，于是他发动家中的三个孩子给《国文杂志》写文章。最初是女儿至美写了一篇，接着至善和至诚也加入了写作的行列。

每天吃罢晚饭，碗筷收拾了，植物油灯便移到了桌子的中央。叶圣陶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和子女讨论写作。至善、至美、至诚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每改罢一段，叶圣陶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子女就跟着他默诵。

三人一起跟着父亲学写作，仿佛在进行一场竞赛，每个人都暗自憋着劲要超过其他人，一年下来，三兄妹写的稿子积成厚厚的一摞。叶圣陶替三兄妹的第一本文集题了书名，叫做《花萼》。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纪，叶圣陶一家人经历了战乱逃亡、生离死别，日机轰炸的洗礼却始终保持着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的气氛，殊为难得，熟悉的人，无不对叶家的家风交口称赞，视为楷模，这让叶圣陶十分开心。

五十寿辰

１９４２年，开明书店在重庆重建编辑机构，始终割舍不下开明书店的叶圣陶辞去教育专员一职，回到开明。

１９４３年，在动荡不断的局势下，文艺界、教育界在重庆竞春园为叶圣陶庆祝五十寿辰，陈白尘、陈翔鹤、叶丁易、刘海粟、应云卫、李吉力人、耿震，中华剧艺社演职人员等五六十人热热闹闹地给叶老祝寿。叶圣陶在《西川集》中，表达了他对友人的谢意和后半生的态度，他写道：“朋友厚爱我，宽容我，使我感激；又夸张地奖许我，使我羞愧，在这样温暖的人情中，我更没有理由不打算加紧学习。”叶圣陶就是抱着这样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进入了他的后半生。

对于叶圣陶来说，在四川的８年，是生活动荡，辗转流离的８年，也是相对平静的８年。１９４５年底，叶圣陶全家离开重庆，登船赴沪，“篷上淅沥有雨点，风声水声相为应和，身在巫峡之中，意趣不可状”，在三峡的风声水声中，结束了长达８年的蜀中生活。

来源：四川在线

图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