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了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纪念日与盟军诺曼底登陆等历史纪念日如此接近，这显示了组织者的雄心。事实上，在大量争吵中举行的这次会议，目标是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框架作为和平的全球秩序的基石。会议获得了成功——至少是暂时的成功。

布雷顿森林仍有着强大的魅力，至少三部关于这一主题的近著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是什么让这一群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男性）讨论钱的事件变得如此有趣呢？

当然，其中不乏劲爆的八卦，比如凯恩斯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妻子的舞蹈让美国财政部长目不转睛。但这场会议真正的重要情节，是一个成为全球稳定与繁荣基础（至少30年）的制度结构的系统演化。

这一制度视角与全球安全体系息息相关。事实上，在最初的协定中，IMF执行委员会五大常任成员将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和法国代表组成，这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安排相同。

即使在这一框架之内，谈判也是剑拔弩张。那么，44个寻求捍卫本国利益的不同强国是如何统一意见成立一个新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呢？

根据凯恩斯的说法，关键在于以“一个强国或一个思想类似的强国集团”为首的国际审议和计划过程。否则，一场66个国家参与的“座谈会”——类似于1933年在伦敦举行的无果而终的世界经济会议，是绝没有可能产生协定的。凯恩斯的对手哈耶克的观点更加激进，他认为一个成功的、持续的秩序根本无法通过谈判产生，而必须是自然产生的。

布雷顿森林的经验让凯恩斯的主张名声大噪。尽管44个国家都正式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只有英国和美国才是主导者。

事实上，双边谈判成就了所有大规模金融外交的成功。上世纪70年代初，当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建立的固定汇率制度崩溃时，IMF似乎已经完成了使命。但通过重新谈判IMF协议章程，寻求更大灵活度的美国和寻求金本位所提供的可预测性的法国，成功地让IMF起死回生。

随后，在上世纪70年代，法国、德国和英国在货币政策问题上的协商以悲剧收场。但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讨论（两国一直是欧洲货币问题争论的主要声音）效果要好得多。类似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汇率波动导致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呼声渐高时，美国和日本找到了包括汇率稳定在内的解决方案。

如今，国际经济外交的中心是美国和中国。近几年来，新争论集中在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体系——出口导向型新兴经济体本质上将本国货币盯住美元以获得更快的增长，并以惊人的速度积累外汇储备，是否实际建立了“布雷顿森林Ⅱ”？中国和美国可能让这一体系正式化，让人民币扮演更重要角色吗？

显然，谈判的双边性质意味着机会是存在的。但促成布雷顿森林会议成功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全球政治和安全环境。

布雷顿森林会议举行之日距离登陆诺曼底之日不过一个月，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何时能够结束还远未可知。还有一些国内因素也在起作用。正如美国时任财政部部长小摩根索在会议前夕所指出的，“我们感到这次会议对世界有利，对国家有利，对有利，因此我们上了。”

为了达成规模和影响力相当的协定，世界领导人需要有类似的压力。全球契约必须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而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可能。

中国领导人或许必须快速推动经济开放，成就中国的出口推动型经济崛起。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危机可能是催化剂，全球领导力竞争也会有利于这个目标。刺激因素亦可能来自对世界滑向保护主义的恐惧——跨大西洋[1.57% 资金 研报]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等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深化了参与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分歧。

布雷顿森林证明了需要重大危机才能产生改革的政治动态。当今世界虽然麻烦重重，但对掌舵全球经济的国家的危险程度还远远不足——至少目前是如此。

（哈罗德·詹姆斯系普林斯顿历史学教授，多梅尼科·隆巴尔迪系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全球经济项目主管。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