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5年湖南卫视的普众选秀类节目《超级女生》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媒介事件，那么在现如今成人综艺类电视市场几乎被真人秀节目瓜分殆尽的情境下，2013年5月金鹰卡通卫视《中国新声代》的开播以及《爸爸去哪儿》的收视飚红，则再一次刺激了观众的收视欲望，开启了儿童选秀节目新的商机。此后，从央视的《加油！少年派》、青海卫视的《老爸老妈看我的》、到哈哈少儿频道的《小鬼当家》、河南卫视《梨园春?花儿朵朵开》，多档以“儿童为主角”的选秀类节目的斗艳亮相，致使“抢占儿童”成为当下电视媒体娱乐节目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词。

从技术上讲，电视的声画艺术特性可以更为真实地记录历史，展现生活。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艺术形式，真人秀对普通个体的张扬与放大，与互动性受众一起，共同构筑了极富戏剧性和娱乐性的审美文化，就像艾森伯格曾强调的：“电子媒体排除‘雅’：它在本质上是俗的。那正是他们创造力的一部分”，真人秀节目将电视的“俗”展现的一览无余。不过，尤为担忧的是当真人秀把儿童的原生态用蒙太奇语言构建电视文化盛宴时，它形成的却是异化的景观社会，毕竟儿童的收视行为和心理特征与成年人有着很大的不同，电视文化娱乐打造的“俗”反而成了儿童电视之殇。从正在热播的各大卫视的儿童选秀节目中，我们体会到正在逐渐变“味”的价值取向。

一、当前儿童选秀节目三重价值取向的构建

哲学范畴中价值取向根植于“价值”的概念，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是建立在主客体社会实践关系上的双向互动过程。电视传播领域，学者宋振文率先从“价值”的角度思考电视传播的文化自觉，在他看来，电视传播价值的主体是人，客体是电视传播的功能属性，电视传播价值就是主体在电视传播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电视传播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主体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因此，电视媒介观照下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更多体现的是价值主体作用于电视节目的价值观。

儿童选秀是电视大众化趋向下的一场低龄化媒介事件，从内部来看，电视工作者包括主持人、编导、剪辑、制片人等与观众构成了主要价值主体，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意识形态、生产生活风貌、管理目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评价体系。从外部来看，儿童选秀节目就是市场化催生下的文化产物，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密约、与广告商之间的链条让节目暴露在盈利的搏杀之下，隐藏的是处于后现代社会语境中多元化、平面化、奇观化的解构风潮对传统与权威的挑战。

1.基本价值取向：消费童真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一个特征渐趋明显、形态渐趋完善的消费社会正在悄然形成。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波德里亚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把消费社会描述为“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儿童选秀节目采用真人秀的叙述、悬念、竞争、淘汰、现场记录、艺术加工等元素制作节目，与成人秀一样，创造的是一种新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在基本的展示秀环节中，“真实”是以一种商品来制造和消费，只不过这里的主角换成了孩子，在镜头前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天真无邪的表达，能够看到他们日常的生活状态，能够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当然也能够看到他们在镜头中的失落、悲伤与煎熬。

较之成人，儿童生活在父母的呵护中，宁静的校园，安逸的生活，让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在儿童的世界里，真实就是要揭穿皇帝的新衣，就是心里想到就问，眼里看到就说。对于儿童来讲，童真决定了他们在节目中的表演没有掺杂虚假、造作和扭捏，这种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真实自我”的流露恰恰弥补了“2013年的选秀大步朝着电视剧方向狂奔而去。选手抹泪煽情，评委佯装聆听，不明真相的观众台下抽泣，隔些天各种八卦爆料再铺满网络”的成人选秀对“表演真实”的过度开掘。消费文化下的电视媒介是一个以“售卖商品”为中心的虚拟世界，在成人真人秀中创作的“超级真实”让观众对真人的“表演自我”产生疑惑，希望看到真正的“真实空间”时，儿童选秀就如一股清风让观众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天真烂漫，童言无忌，带来的是超乎实际的娱乐与心理释放的快感，不知不觉中，一颗颗未经污染和雕琢的童真被人们纳入到“一个充斥着预防性白色的饱和了的社会，一个没有眩晕没有历史深度的社会，一个除了自身神话或者不断神话之外，没有其他神话可以立足点的消费社会”[1]。

2.目标价值取向：狂欢童趣

做任何一档节目电视人都要考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找准受众定位：我们做的节目给谁看？二是确定成功原因：他们为什么要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电视业趋于商业化的传播环境，让真人秀节目的“内容和形式更像是电视商品化的一种促销手段，是一种渲染和煽动消费情绪的商业狂热行为”[2]。为了在各电视台的竞争态势中脱颖而出，真人秀节目往往是主持人卖力煽情，邀请庞大的现场观众群参与互动，甚至为了突出现场的视觉冲击，把最绚丽最先进的舞台特技作为杀手锏，制造梦幻情境，从场内到场外，所有人都不是作为观众观看，而是积极的参加者，要参与到狂欢中。对照儿童选秀节目的实际，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实践。节目中，孩子们插科打诨的行为、姿态和语言得到了解放，类似于“我有老公啊，将来要嫁给他”的誓言，鸡冠头、比基尼的包装和挑逗的媚眼表情以及不知如何回答现场提问时的东拉西扯和萌态，把主持人、场内与场外观众逗得前俯后仰。这些童趣在观众看来就是吸引力，在电视人看来就是卖点，它制造出来的娱乐远比成人秀要轻松得多。其实，儿童的情趣是孩子们的天性，成人对儿童的认知和情感常产生出现误解，狂欢化的背后是俯就，对于大人们的笑声，幼儿会把它看成是一种鼓励，一种炫耀，青少年则会与愚蠢、卑下、粗俗等接近起来，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与困惑。俗话说别拿无知当有趣，中国的儿童电视实际上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3.核心价值取向：借“童”扩“利”

目前国内的儿童电视市场正处于开发状态，一方面由于现代家庭对于儿童的培养越来越重视质量，明星梦的追逐让很多孩子从小就开始接触各种艺术形式，形成一个潜在的表演市场；另一方面随着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鼓励开办少儿频道通知的下达，全国36个少儿频道实现了多重覆盖，落地的限制让央视少儿、本地少儿和卫视少儿频道的竞争在多地上演，再加上现在上星频道之间白热化的受众争夺战，这使得无论是少儿频道还是省级卫视都把目光齐聚在少年儿童这一主体上，最大限度地激活新的节目形态。

谈及近期层出不穷的儿童类综艺节目，金鹰卡通卫视外宣主管依云表示“少儿节目总能确保收视”，相对投入少，即便加入明星嘉宾也不会造成太大压力。另外，一般一个小朋友能带动两个家长陪伴观看。这就意味少儿选秀其实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电视台追求从成年收视人群中获取经济利润的一种策略，收视率能带动广告商，而广告的投入会加大节目的制作力度，塑造栏目的品牌形象，扩大节目的品牌渗透力，实现品牌延伸。这是儿童电视得以存在的利益链条，也是少儿选秀节目火起来的根本价值。就拿《中国新声代》来说，从节目的开始到结束，参赛儿童们表演不仅具有纪实性、戏剧性和娱乐性的特点，还有具有新闻性，点击百度搜索中关于《中国新声代》的“新闻”条目，竟有41700之多，一场儿童秀在电视传播中俨然成了一种社会性事件。凭借着这档号称“全国唯一一档在周末黄金时段播出的儿童音乐类节目”金鹰卡通首播就进了卫视前三，跻身主流卫视前列，作为这场盛会的战略合作伙伴361°童装则让“多一度热爱，多一份未来”的广告家喻户晓。简单来看，儿童选秀节目无非是电视台借家长对儿童的期望和儿童的本真进行的一场利益的角逐，“功利”两字是节目制作的最高法则。

二、当前儿童选秀节目价值取向：审美、娱乐与价值观的博弈

追溯儿童选秀的历史，1999年河北电视台《99》栏目中的《超级宝宝秀》是较早融合了才艺展示、游戏娱乐、叙事故事等元素为一体的现代性儿童表演类节目。那时这个栏目引起的地域性收视狂潮第一次让人们感受到低龄儿童带来的喜剧效果，个性的张扬、搞怪的语言、像模像样的唱歌跳舞看似并没有掺杂太多的成人意志，尽显儿童本真。自2000年挑战类真人秀节目首度引入国内到2005年《超级女生》《梦想中国》等创造的民间造星运动，再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开创音乐选秀新模式，伴随着成人真人秀节目的尘嚣尘上，儿童选秀迅速占领各大卫星频道和地方台的节目表，在嬉笑、逗趣、表演的娱乐包装之下，自我炒作、言论低俗、行为失检、恶意嘲讽频频出现，主持人引导乏力，盲目追求收视率，放任拜金主义、虚荣等不健康的氛围也蕴育成长，结果该类节目逐渐在实用价值和精神价值之间形成了难以跨越的“鸿沟”，业界和学界对此颇多争议。文化研究认为大众媒体在精英的制度、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权力和特权的再生产力过程是至为重要的[3]。格伯纳将大众传播工作者描述成在各种“权力角色”的压力之下，进行传播工作的人。实际上，儿童选秀节目之所以现在引起人们的口诛笔伐，主要问题在于节目的审美品位、平民娱乐与中国儿童价值观和电视传播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人们无法容忍孩子在电视竞争中被当成工具与玩偶，更加无法容忍因为参与“造星”游戏而让孩子成为成力意志下的一枚棋子。

与其他娱乐一样，儿童选秀节目是观众从紧张的生活节奏和繁重的工作暂时忘却现实，消除疲劳、释放情绪的一剂良药，每个人都有童年，时光的流逝总是让人们回忆过去的美好，孩子们在舞台上精彩的表演和面对镜头时的真情流露，会把观众带回到曾经有过的梦想和经历。电视节目是大众进行日常审美实践的重要文化载体。观众在收看以“童真”作为感召的选秀节目时，很容易产生身份置换，对于众多拥有着明星梦的家长们来说，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是自己儿童梦的一种延伸。当下儿童选秀节目采用的仍是真人秀的平民化路线，作为面向大众并用于消费的媒介产品，儿童秀要符合草根阶层的文化需求和鉴赏品味，普通大众被赋予让自己所喜爱和关注的选手继续保留在舞台上的权力。就在这样一个被“物”所包围的电视文化空间，“儿童”与其他成年参赛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外观的视觉快感都被置于绚丽的灯光和审美主体的精神幻象之中，形成图像文化的审美形态；都要在自然状态下展现个性，秀出精彩；都要接受人们的评头论足。不过较之成人，儿童选手还没有明确的自主行为意识，其表演形式与内容很大程度上受父母思想的直接指挥和节目制作者的间接影响，独立表演的意志淡漠。毋庸置疑，儿童选秀台前幕后都是成人运作，当怀揣明星梦的家长与市场化的传媒紧密结合时，为了“娱乐”他人获取最大多数的受众认可，本是让儿童尽情释放自己的人生梦想，感受无功利的愉悦和快适，体验自由的节目，却总会因为承载了太多的欲望而变得令人“生丑为厌”。于是，性感、恶搞、炫耀、追星成为当代儿童选秀节目的时尚“标签”。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里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现如今媒体中的娱乐好似家常饭，时时在娱乐，事事在娱乐，把弄隐私、玩弄欲望、拿身体取悦、用精神表演，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极度狂欢与宣泄的境地、娱乐本身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把不该娱乐的也都娱乐了。儿童选秀就是其中之一。国内有关儿童与媒介的学者曾推论：儿童年龄越低，其个人直接经验越少，远离讯息越远，因此，他们比成人更依赖媒介，媒介提供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对他们影响更大。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儿童节目继续照搬成人选秀的制作理念，过分媚俗，追求眼球效应，那么被误导的将是扭曲的儿童价值观。对于电视，其传播价值“就是追求电视传播中的真、善、美，使电视传播价值客体极大限度地满足电视传播价值主体的需要” [4]。儿童选秀节目应该在遵循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表达正确的儿童价值观，否则就会像周星先生所言：“如果说审美的传统被电视秀打破有它的合理性，那么媒体规则的失范则显示出一种深层的危险。[5]”

三、在批判中前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儿童选秀节目

今天电视对儿童的涵化影响日益增强。从节目形态上说，儿童真人秀节目扩大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参与权的媒介范畴，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表达自我，回归真实的大众平台，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电视荧屏，挖掘了新的儿童节目形态。不过，真人秀节目就像一个雷区，很容易走向泛娱乐化，把儿童作为演员推到镜头前我们必须要思考如何在儿童认识世界和判断社会的能力还处于萌芽时，让他们在和谐、平静、无伤害的文化氛围中快乐地享受电视的魅力，因为童年时期是一个人的生活体验和知识习得的关键时期，童年的生活不是小儿科。它的成长过程，“小的关乎一个人的一生，大的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童年成长和教育形态，以至该国家民族民众日后的文化素质和生存价值” [6]。价值哲学中价值取向是面对个体化的价值选择，儿童选秀节目价值取向的确立与传播是家长、老师、编导、主持人以及工作人员等多个价值主体的观念整合，具体实践中与儿童接触和交流的所有个体都要摒弃主观化倾向，设置合理的符合儿童心理特征和个性特点的娱乐环境，才能让陷入争论的儿童选秀节目获得新的生机和观众的认同。

首先，媒体要做的就是去成人化，以“童”为本坚守传媒的文化责任。儿童电视是儿童的电视而不是成人的电视。去成人化是当前儿童选秀节目应该重点审视的问题。以“童”为本就是要一切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体现适合孩子年龄段的服装秀、才艺秀、语言秀和益智秀，了解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需求，注重主持人的表达技巧，寻求带有儿童特色的视听语言风格。2013年的暑假以优秀国产动漫主题歌曲和儿歌为核心元素的《中国新声代》以及以梦想为主线展现纯真的《中国少年梦》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如今很多儿童秀都引入了导师，导师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作为个体的人，他的评点既是看点也是红线，其言行举止对儿童的表演和自信心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关系，节目组要注意导师的选择与沟通，以平易近人，鼓励启发为宗旨，真正从真、善、美的意义上发扬以“童”为本的精神，关注儿童的健康成长。

其次，淡化赛制，强化游戏。真人秀最为残酷的莫过于淘汰与选拔。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既然参加节目就有被淘汰的心理准备和应付能力。而孩子在比赛面前心理素质上却薄弱的多，对压力的缓解和释放也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方式方法。带有竞争性的成人选秀换成儿童选秀，被选上的孩子可能会产生唯我独尊、盛气临人的气势，过早地踏足名利场，被选下的孩子则可能会在经历“挫败”之后一蹶不振，黯然神伤。对于孩子们而言，游戏是最好的注脚。儿童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游戏，因为游戏规则中没有僵死统一的标准，也没有至上的理性桎梏，儿童在游戏中体味快乐，享受自由，“以游戏”为核心组织节目可以消除孩子们对比赛的顾虑，淡化竞争，培养参与性。恰如席勒所言：只有游戏，才能使人达到完善并同时发展人的双重天性。

最后，立足尊重与关爱，鼓励创新。依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尊重需要是一种构建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与归属的需要之上的较高层次需要。受“发现儿童”思潮以及杜威“儿童中心论”影响的周作人主张儿童应该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认识。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只有把孩子作为真正的主体，尊重与需要得到满足，他们才能够体会到周围人对自己的关爱，提高战胜困难的勇气，展示自尊、自信、自励、自强的良好精神品质，享受到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像2009年英国选秀节目《英国达人秀》节目中霍利·斯蒂尔失声痛哭的事件以及2010年江苏少儿频道《我爱饭米粒》中的“失控姐”莎莎故事突出的儿童选秀节目过度娱乐化表征。这不仅会给孩子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还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反响，进而影响节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孩子的想象力天马行空，节目组要鼓励和支持创新，提供自由表达观点机会，以平等的视角做出客观的评价。创新不是搞怪，不是恶搞，更不是模仿取悦，儿童选秀节目要认真审视孩子们的行为，只有怀着一颗包容和爱护的胸怀，参加选秀的孩子们才能成为节目真正的主人，电视媒体才不会偏离文化价值的航线，塑造朴实无华的荧屏艺术。